一、实现农业规模经营的几点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蒋永穆,陈维操[1]（2021）在《基于马克思分工理论的农村产业融合内在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农村产业融合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其本质是分工体系变迁的过程和结果。马克思分工理论对农村融合发展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本文对马克思分工理论进行简要概述,总结出理论变迁的基本框架,并以马克思分工理论为指导,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发展进行系统分析。本文指出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存在的问题,为了破解现实问题,需要构建农村产业融合内在机制,即利益联结机制、组织机制、产业链协同机制和保障机制。
何蕾[2]（2021）在《小农户参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模式和内在逻辑》文中认为本研究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以国外经验启示为参照,考察我国小农户参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模式特征和效应、内在逻辑及模式互动,旨在回答小农户如何高质量参与并分享产业发展。本研究采用单案例研究方法和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以江苏省溧阳市牛马塘村为个案,主要通过访谈法、参与观察和二手文献获取资料,对研究问题加以实证分析。日本和欧洲实践表明,为规避全球市场的挤压,农户运用回归劳动中心性、开展循环经济、拓展多种经营等小农理性策略走出了一条内生的再小农式的发展路径,这一路径加强了农民主体对农事活动的自主权,促进乡村包容性就业和农民增收。未来促进小农户参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要从降低小农户参与发展的门槛、创新农业组织方式、产销对接的流通和营销方式、构建城乡产业互动、物质要素流通、人心相通的协调发展格局等方面着手。进入新时期,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成为小农户就业增收的新领域,小农户重新回归产业发展的主体角色。案例村实证研究表明,实践中除了公司化模式带动农户发展,还存在以小农户为主体内生发展起来的再小农模式。公司化模式是对现代农业带动小农户发展路径的践行,表现出外部主体主导、高度依赖市场等特征,其优点在于带动农户参与产业发展的广泛性和溢出效应,能够促进就业和提高农户租金收入,但同时该模式对弱势群体具挤出性;再小农模式是对以小农户为主体的内生式发展路径的实践,表现出劳动中心性、自我组织化、服务差异化和市场远距化等特征,在实现农户自主权、扶助弱势群体的同时,存在社会兜底性覆盖面窄、组织化程度低等缺陷。制度和技术壁垒的降低为小农户参与农村产业融合新业态提供前提条件。不同于公司化模式保留小农户退出机制,采取市场化和去小农化策略,再小农模式的逻辑是小农户在外部经济刺激、制度和技术壁垒降低,以及自身资本积累的多重作用下,运用小农理性策略免受现代产业体系的前后向挤压,主动参与到小规模农产品加工、农产品营销、乡村旅游和休闲农业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获得内生发展的动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在模式的互动中,公司化模式处在产业发展的核心,占据优质的市场客户资源,享有利益分配的主导地位,而再小农模式处在产业发展和民宿市场利益分配的边缘,只能通过小农策略绕过主流市场,以差异化优势争取经营自主性和分享附加值。本研究认为,公司化模式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再小农模式的发展,但也可能挤压小生产者的发展空间,因而,再小农模式是小农户规避挤压,实现稳定可持续发展的替代方案,以小农户为主体内生发展起来的再小农路径是促进小农户参与农村产业融合、分享发展成果的现实路径。未来推动小农户参与现代农业发展要对公司化模式加剧贫富差距、再小农模式面临制度壁垒和组织化等问题作深度思考。
高云亮[3]（2021）在《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问题历来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之一。在精准扶贫进程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核心领导地位、政治引领优势、统筹协调作用、资源整合功能是保证广大贫困村实现脱贫的重要动因,也是推动农村党建科学化的决定性因素。截止2019年底,我国已在533824个行政村建立党组织,覆盖率超过99%。1从基层党组织引领干部群众推进精准扶贫的实践来看,精准扶贫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发挥形成鲜明的交互促进特征:一方面,贫困村的扶贫必须依靠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坚强领导来推动、组织、实施;另一方面,精准扶贫又为农村基层党组织以提升功能为重点的自身建设提供了良好平台。目前,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扶贫工作已进入脱贫攻坚奔小康的战略决胜期,由于扶贫主体的自身能力因素、脱贫主体的内在动力因素、帮扶策略的试用匹配因素、扶贫保障的机制体制因素等方面的影响,精准扶贫的成效受到一定制约。在此种情形下,在今后的脱贫攻坚中如何才能有效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特定功能,如何才能强化农村党组织功能促进脱贫实效,如何理解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扶贫功能内涵,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如何实现等等,这些问题亟需提上重要日程,也是我们党巩固农村执政根基、加强自身建设、推动脱贫实现进程中必须解决的现实难题。从扶贫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历史演进来看,能够为新时代精准扶贫战略下科学高效地推进脱贫攻坚提供经验借鉴。扶贫救济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主要作用是组织推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提高农村土地产出率,承接落实农村经济发展政策、发展乡镇企业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工代赈政策促进农村基础设施改善。扶贫开发阶段专门成立农村扶贫工作领导机构,增强了广大农村党组织的组织力和凝聚力,有效加强对农村扶贫工作的领导,承接落实贫困县独有的优惠政策,增强扶贫攻坚的驱动力。扶贫攻坚阶段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互促模式促进贫困人口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新世纪综合扶贫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格局中形成攻坚合力,以“一体两翼”战略建立农户参与式利益协调,以“多予、少取、放活”的强农惠农方针确立利益协调的行动导向。新时代精准脱贫阶段主要是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村委会主导、社会动员、群众参与的大扶贫工作格局,承接第一书记驻村制度安排,促进精准化脱贫与党的政策机制有效衔接,积极吸收和借鉴国内典型做法,呈现出脱贫攻坚与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的战略性、资源开发与整合的统筹性、制度政策与利益诉求衔接的科学性等特征。我们党通过探索与实践,不仅使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大幅下降,贫困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日益增强,更使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显着加强,彰显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背景下脱贫攻坚的贫困治理价值。从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内涵看,在对政党功能作用理论展开历史考察的基础上,村级党组织履行功能时呈现出直接现实性、动态不均性、相对变易性、权责限定性、权威内生性等基本特点,分类分析了影响村级党组织功能的历史选择因素、制度机制因素、利益结构因素、干部能力因素和服务保障因素,在本体层面、载体层面、中接层面、取向层面、职责层面表现出不同的功能定位。以此为基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功能、组织建设功能、经济发展功能、宣传教育功能、联系群众功能、整合动员功能、社会服务功能,建设性地提出生态建设功能供理论研讨;通过对习近平在精准扶贫中关于村党支部功能重要论述的话语分析,析理出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精准扶贫这一特定条件下发挥的核心领导功能、队伍建设功能、致富引领功能、宣传扶志功能、资源整合功能、基础保障功能等实际功能;阐明了在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的作用机制,为后文研究提供基本遵循。在对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状况进行实证分析时,一是以全国范围内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精准扶贫中的功能实现状况为标的,结合历史考察方法进行重点梳理。二是选取甘肃省陇南市、兰州新区的100个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调研对象,对其在精准扶贫中的功能状况开展实证研究。三是结合中观层面的功能实现状况和微观层面的调研走访结果,推证出精准扶贫进程中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的功能主体本位化、功能结构固有化、功能方式单一化、功能策略浅表化、功能保障低效化等主要问题,并结合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深入探究问题成因。在脱贫攻坚背景下,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主要途径应当聚焦于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以多元化为引领,拓展功能主体。以加强扶贫引领为指向创新农村党组织本体设置、以加强扶贫公开为导向健全党务村务监督主体、以加强扶贫领导为取向构建“一核多元”治理体系。第二,以科学化为原则,完善功能结构。重点是:坚持选育结合,完善力量结构;坚持培优训强,完善素质结构;坚持科学衔接,完善制度结构。第三,以多元化为要求,丰富功能方式。尤其是:坚持多元推动,统筹扶贫方式;坚持要素整合,统筹扶贫资源;坚持人才整合,统筹精英参与。第四,精准化为内涵,实施功能策略。必须着力于:推动精准识别,克服“漏桶效应”;推动精准施策,稳定脱贫成效;推动精准考核,完善评价机制。第五,以持续化为导向,加强功能保障。持续壮大村级积累,持续健全协调体系,持续强化服务保障,为实现脱贫攻坚奔小康提供强大支撑。从现实来看,广大农村地区当下乃至今后两年的扶贫攻坚工作具有极端特殊性:既是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的收官阶段,也是既有脱贫成果的检验巩固阶段;既是实现全面小康的战略决胜阶段,也是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现代化农业发展体系的布局强基阶段。值得指出的是,全面小康是一个大的历史范畴,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多维建设的有机统一,也是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结果和归宿。因此,精准扶贫思想的最大价值并不仅仅局限于针对脱贫攻坚实践的指导意义,而在于以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目标为统率,促成路线、方针、政策、举措、治理能力、具体工作等全方位的精准化,从根本上提升发展效能。这就要求我们立足于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彰显农村党组织的功能,以推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着力点,带动农村“五位一体”全面发展,立体、科学、渐进地融入全面小康社会。
张会宇[4]（2021）在《临安区山核桃产业融合发展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文章在立足于我们国家正迈向农业现代化为的大背景下,聚焦产业发展过程及始末,在农业产业化、农村三产融合以及产业融合的理论研究底子上,分析临安山核桃产业融合发展中的现状、存在的问题,然后提出了针对临安山核桃产业融合成长的实施路径。在研究中,先是对临安区已有产业中山核桃产业的发展情况进行了论述,然后根据调查分析、二手资料、网络文献等。在文章前两章的写作中,发现山核桃产业融合贯穿至产业链的每个角落,单独从三个产业即山核桃所涉及到的一产业、二产业、三产业去论述,已不切实际,于是将山核桃产业链为载体,在产前、产中、产后三个阶段所涉及到的产业融合发展的现状进行了说明。随后在产业融合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产业间的部分融合进行了归纳,总结出有三种主要的融合发展渠道,即产业链的拓展、功能上的融合以及产业在技术上的融合。在总结归纳产业融合发展以后,针对山核桃产业融合的成效,总结了三点。在对山核桃产业融合发展的梳理中,发现产业融合仍然不充分,并针对现状提炼了五个主要的问题,主要是融合发展当中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在以上章节的基础之上,对现有的融合发展模式以及针对问题的解决办法总结并提出了四种产业融合的实施路径以及政策建议。
张晨瑶[5]（2020）在《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研究》文中认为2018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要求东北地区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开放合作高地,明确了东北参与“一带一路”的方式和程度即深度融入,提升了新形势下东北在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布局中的站位,即建成国家开放合作高地。时隔一年,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时强调,东北地区要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提示东北要通过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进一步提升开放的水平和层次。从建设开放合作高地到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国家对东北地区在“一带一路”的定位逐步升级,期望逐渐提高。为此,东北地区在融入“一带一路”的过程中要努力贯彻新理念、注重拓展新领域,实现对外开放的高层次、高质量。丝路深耕,开放升级,“一带一路”倡议给东北地区开放发展提供了新舞台也提出了新要求,东北唯有强化优势、补齐短板,才能在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过程中,尽快达到对外开放新前沿的理想境界。关于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学术界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主要是侧重于某一产业、某一领域的对接,和相对笼统的整体性研究,缺乏系统而完整、全面而细致的研究成果。本文以东北三省一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厚根基为切入点,分析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客观条件、重要依托、拓展平台、推进路径,提炼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的时代价值,力求逻辑严密、系统完整的展开东北地区作为国家重要战略区域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整体开发阵容,以此撬动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方向的主要驱动力量。本文共分为六个章节展开论述:第1章,绪论。概述了本文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总结了国内外目前对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这一课题的研究情况,综述现有研究成果,形成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2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客观条件。以习近平关于“一带一路”重要论述作为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思想,梳理从国家到东北各地关于深度融入“一带一路”的政策依据。从历史渊源、文化底色、经济关联、跨境交往四个方面探究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厚根基。第3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依托。全面分析了东北地区既有国家级区域发展规划包括辽宁沿海经济带、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沈阳经济区、哈长城市群的发展情况。评估发展现状、分析制约因素、提出对策建议,强化其依托作用以更好的承接“一带一路”建设重要机遇。第4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四方平台。系统阐释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在四个方向上的跨国战略平台,即东进构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西拓连接中蒙俄经济走廊,南下撬动环渤海经济圈,北上开发北极航线,东进西拓南下北上构建东北全方位开放大格局。第5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路径。深入论证大连自由贸易港建设,创建满洲里作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全面开放第一品牌重镇,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开发,“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研究的时代契机、基本思路、重要价值、支撑条件、现存问题、实施方案等,以重大工程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第6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时代价值:塑造包容性全球化发展的中国范例:打造全国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区域示范,创造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东北机遇。
隆林佐[6]（2020）在《泸州市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前,我国的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主要是政府引导下的农民自发行为,形式比较多,程序比较乱,存在问题也比较突出,因此,急需政府科学引导。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问题也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以及乡村振兴战略、历年来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对该问题进行了强调。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且各地的情况不同,因此需要高度重视,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分析原因,提出解决对策并付诸实施。泸州市是四川省农业大市,近年来,伴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泸州市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成为农业生产的重要形式。在政府的推动和经济发展客观需求下,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范围不断扩大,形式也日渐多样,为泸州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资源。本文在通过对国家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相关政策和相关理论的梳理和对泸州市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三农”特点和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现状,分析了泸州市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对促进泸州市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近年来泸州市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四个:一是思想认识不统一;二是流转程序不规范;三是流转机制不健全;四是农民合法权益缺乏有效保障。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问题是关系到国家、政府、农村、农民以及经济发展的综合性系统问题,需要多方面共同努力。总的来说,一是要准确定位政府在土地使用权流转中的角色和职能;二是健全法规政策规范引导流转行为;三是要完善劳动力市场体系;四是要营造外部环境促进流转;五是要切实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六是要完善机制强化管理服务。从而提高农民流转土地使用权的积极性,创新土地高效率高利用率的流转方式。
李晨[7]（2020）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济南市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乡村旅游业作为极具发展潜力的朝阳产业,具有较强的扩散效应,已经成为解决“三农”问题、振兴乡村的重要途径。近年来,中央多次出台促进乡村旅游发展的相关政策。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全面部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实施乡村旅游精品工程。在此背景下,国家及各级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与乡村旅游业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在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及山东省打造乡村旅游“齐鲁样板”、实施新旧动能转换的大背景下,济南市高度重视乡村旅游在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及乡村振兴中的巨大作用,不断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侧重于创新乡村旅游发展模式,提升乡村旅游品质,实施乡村旅游扶贫工程。但是在发展乡村旅游的过程中难免暴露出部分问题,从本质上影响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对济南市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合理有效的评价有助于推动其持续稳健发展。本文回顾和梳理了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基本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分别从优势、劣势、机遇、挑战等方面分析了济南市乡村旅游的现状及暴露出的问题。同时,采用专家咨询及因子分析法选取三级共32个指标,建立了基于DSR模型及乡村振兴战略的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层次分析法确立了各指标的权重。最后,对济南市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模糊综合评价,从中发现济南市乡村旅游在经济、生态环境、社会文化可持续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意见建议,以便为济南市乡村旅游的健康、持续发展乃至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提供思路。
姚洁[8]（2020）在《新时代我国乡规民约建设研究》文中提出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乡土社会为主的国家,绝大多数人口依托家族生活在广大的农村。乡规民约和国家的法律相辅相成,规范着村民言行,维护着乡村的秩序与安宁。从周代开始,乡规民约不断发展,延绵几千年,形成了我国乡村治理的特色,也积累了丰富多彩的乡规民约文化,如《周礼》、《吕氏乡约》、《南赣乡约》、《复乡职议》等乡规民约,对中华民族的存续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非常重视乡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在政治道德、环境保护、家庭美德、邻里关系、移风易俗、乡风文明、社会治安、公益事业等方面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乡规民约,既继承了传统美德,又反映了现代价值,发挥了涵养新风正气、引导民风民俗、化解矛盾纠纷、调适人际关系、规正村民言行、维护社会秩序、培育乡村精神的积极功能。当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农村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家族控制力下降,阶层分化固化明显,社会治安也不理想,人际关系出现变异,“三种势力”向基层渗透,红白喜事大操大办,要求我们在乡村治理中加强乡规民约建设。在新时代完善和发展乡规民约,就要动员村民广泛参与,回归乡村自治本位,在乡规民约中增加符合现代价值和时代要求的新内容,利用乡规民约,宣传党的惠民政策,针对城中村、边境村、涉外村、问题村的具体情况,突出乡约特色,达到精准治理的目的。同时,要创新践行乡约的形式,把重点放在乡约的落实上,使每个人都成为乡规民约的制定者、维护者和践行者,以实现乡村善治的目标。
沈费伟[9]（2018）在《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研究 ——基于浙北荻港村的个案考察》文中研究指明实现资源型村庄有效治理的内在机理是什么,通过怎样的策略能够振兴资源型村庄,如何培育和保持资源型村庄内生发展的长久活力,这是本文的核心问题。围绕着上述问题,本文从后农业税时代下中国乡村振兴的背景出发,通过对浙江省湖州市荻港村典型案例的实证检验,应用“任务型治理”的理论框架,探析了现阶段资源型村庄实现有效治理的内在机理,设计和总结新的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所谓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是一种围绕解决资源型村庄治理过程中不同阶段的特定任务而采取的方式、手段与途径。在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中,能否有效地实现治理目标,促进村庄的可持续发展,其关键点和难点正是对于任务的界定,以及根据各个不同阶段的任务而不同治理主体分工协作所达成的一种良好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根据国家对农村的政治战略安排和乡村振兴的发展实践,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总任务是实现乡村振兴。围绕着乡村振兴这个总任务框架,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建构过程一般包括三个阶段,分别是: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初始期,需要解决的是村庄的基础任务,具体包括了村庄的经济基础任务、村庄的组织基础任务和村庄的环境基础任务,应该形成以村民自治组织为主,政府组织和市场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过渡期,需要解决的任务是提供村庄的公共服务,具体包括了村庄环境服务供给、村庄文化服务供给和村庄制度服务供给,应该形成以政府组织为主,村民自治组织和市场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提档期,需要解决的任务是塑造村庄的特色品牌,主要包括村庄旅游资源开发、休闲观光农业建设和传统文化弘扬,应该形成以市场组织为主,政府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由于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不同阶段需要完成不同的任务,因此各个治理主体在应对不同阶段任务中的力量发挥有差异,但是不管哪个治理主体处于主导地位,这只是体现了治理结构中各个治理主体的力量强弱差异,其本质依旧是稳态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通过构建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不仅能够取得重振村庄组织活力、复兴产业实力、重塑文化魅力、再造环境美化等村庄外在层面的振兴,而且更能够达到村民主体性的确立、社会资本的培育、多元参与的建立以及乡村精神的重塑等村庄内在层面的培育,真正实现资源型村庄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因此,本研究的目标主要有两方面:其一,是从理论层面来解析“任务型治理”的内在逻辑,明确“任务型治理”的内涵、过程和绩效,不仅有利于推动治理理论的深化与拓展,而且也有利于构建和阐释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理论内涵。其二,是从实践层面通过考察资源型村庄的典型代表浙江省湖州市荻港村“任务型治理”的具体过程和内容,提炼和总结荻港村成功治理的实践逻辑和成功经验,整合农村社会资源,寻找和克服村庄衰败的根源,为中国其余类似荻港村的资源型村庄有效治理提供具体的经验支持和参考意见,对于推动新农村建设,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的实际应用价值。为实现以上研究目标,论文以七个章节的篇章结构围绕村庄治理议题展开理论分析和案例阐述,以求对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模式得以深刻的理解。第一章,导言。这是本文的开篇之章,一是分析了村庄治理与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进而明确当前研究资源型村庄有效治理的实践意义和学术价值。二是通过对既有文献进行了详细的评述,进而明确既往研究与本研究的关系,阐明了本文的研究定位。三是根据本文的研究需求,界定了“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两个核心概念及其内涵。四是交代了调研村庄浙北荻港村的基本概况和本文主要的研究方法。五是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思路、技术路线和章节安排。第二章,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本章主要从政治与行政学科的理论视角出发,阐述了“任务型治理”的理论内涵以及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构建的分析框架。在具体的内容安排上,一是提出“任务型治理”的学术命题,以此表明当前。“任务型治理”概念的提出并不是偶然因素使然,而是基于深刻的政治经济背景下顺应社会发展规律而适时产生的新的理论体系。二是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合作治理理论、资源依赖理论以及结构功能理论对“任务型治理”的主体、过程、关系和功能四方面进行理论解读。三是通过治理主体分析、总体任务界定、阶段任务划分、治理结构塑造、任务有效执行的行文思路来论证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构建机理,以此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四是交代了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制度基础,主要包括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历史沿革、制度安排以及浙江省乡村振兴的实践与发展三方面内容。第三章,初始期:资源型村庄的“基础任务”治理。本章主要探讨的是在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初始期的任务是完善村庄基础任务,具体包括了健全资源型村庄组织基础、增强资源型村庄经济基础和改善资源型村庄环境基础三方面,而每个方面的任务又可以细化为更基础、具体的任务。在健全资源型村庄基础任务方面,可以划分为通过换届选举而重建村民自治组织、以基层维稳而重建六老组织、推动村庄治理而组建各类民间组织。在增强资源型村庄经济基础方面,可以划分为兴办青鱼合作社、村办集体企业改制以及成立村经济合作社。在改善资源型村庄环境基础方面,可以划分为整治油脂化工企业、开展清水河道工作和构建村庄长效管理机制。在上述所有任务开展过程中,应该形成以村民自治组织为主,政府组织和市场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能够促进农村生产建设和社会发展。之所以突出村民自治组织的力量,这是缘于我国的村民自治组织是实施村民自治的主要形式,在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初始期,村民自治组织在农村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凭借其在乡村社会独特的资源,在提供村庄基础服务与促进乡村善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第四章,过渡期:资源型村庄的“公共服务”供给。本章主要探讨的是在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过渡阶段的任务是供给村庄公共服务,具体包括了供给资源型村庄文化公共服务、提升资源型村庄环境公共服务和健全资源型村庄制度公共服务三方面。在资源型村庄环境公共服务方面,分为村庄五水共治、农民新房建设和各类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在资源型村庄文化公共服务方面,包括修复村庄古建筑文物、开展各类文化项目、获选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在资源型村庄制度公共服务方面,涵盖了实施六百工作制、推行网格化管理、完善制度化机制。在上述所有任务开展过程中,应该形成以政府组织为主,村民自治组织和市场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之所以在该阶段要着重突出政府组织的力量,这是缘于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的内在职责,政府应该向村庄提供那些因市场失灵、村民自治组织无法有效提供的、但对村民群体有益的、必需的服务,从而提升资源型村庄的治理绩效。第五章,提档期:资源型村庄的“特色品牌”塑造。本章主要剖析了在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提档期的任务是塑造资源型村庄的特色品牌,具体包括了开发资源型村庄的旅游资源、建设资源型村庄的观光农业和弘扬资源型村庄的传统文化三方面。在开发资源型村庄的旅游资源方面,主要开展了创办荻港古村旅游公司、获选国家4A级旅游景区以及招商引资挖掘村庄资源等工作。在建设资源型村庄的观光农业方面,进行了修复桑基鱼塘、创建丝绸风情小镇和营造凤凰洲生态农业项目等活动。在弘扬资源型村庄的传统文化方面,完成了创办荻港渔庄、举办鱼文化节和渔家乐的传承的任务。在上述所有任务开展过程中,应该构建以市场组织为主,政府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的治理结构。之所以要突出发挥市场组织的作用,缘于市场组织在资源型村庄的品牌塑造中有着先天的优势,能够整合优化资源型村庄的资源配置,提升资源型村庄的社会影响力,进而实现资源型村庄的治理目标。第六章,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论证与构建。本章从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实践逻辑、内在机理、优势解析和治理策略四方面来论证和反思资源型村庄治理方式的话题。在乡村振兴时期,由于社会转型的压力、政府政策的驱动、乡村精英的助推、村民利益的诉求等,有着强大的村庄治理动机,因而需要构建有效的资源型村庄的治理方式。基于对荻港村治理经验的提炼和总结,认为“任务型治理”是其中一种有效的资源型村庄的治理方式。当前,在构建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问题上,首先,明确资源型村庄治理中各个治理主体的治理边界;其次,合理划分资源型村庄治理中的阶段性任务;再次,塑造“一主两辅”的良好治理结构;最后,提升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实质绩效。第七章,总结。本章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提出了四大富有意义的研究结论。
黄惠英[10]（2013）在《中国有机农业及其产业化发展研究 ——以北京市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有机农业是常规农业的一种替代形式,是一种可持续发展农业。常规农业近几十年在全球得到了快速发展,在为人类提供大量丰富农产品的同时,也给人类的生存带来了一定的潜在危害。常规农业使用的化肥和农药残留在农产品中,对人类的健康存在潜在危害；使土壤的有机质含量下降,土壤结板,整体生产力退化；农药和化肥流入水中会引起水富营养化；释放于空气中会增加空气的温室效应；毒害自然界的生物,减少生物多样性。常规农业对人类以及生态环境的负面效应越来越引起人类的注意。近几年,随着人们的温饱问题得以解决,收入逐渐增加,消费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开始关注食品安全问题,积极寻求一种能替代常规农业生产方式的可持续发展农业生产方式,有机农业生产方式就是其中一种。2010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加快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和检验检测体系建设,积极发展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这为有机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有机农业可以为人类提供安全性较高的农产品,改善人类健康；保护生态环境,并修复已经恶化的生态环境,减少农业面源污染,降低农业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有机农业是劳动密集型农业,可以提高农民在当地的就业率。市场上的有机农产品的价格高于常规农产品,较高的有机农业收益可以增加有机农业生产者的收入。有机农业的显性功能与隐性功能越来越被人们所认可。目前,有机农业在全球已经进入平稳发展时期,世界各国在遵循自然规律以及生态学原理的基础上对有机农产品的产地、生产过程、加工、储运等都做了相关的规定并制定了相关标准,成立了有机农业认证机构。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发展有机农业,发展初期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出口创汇,国内市场几乎没有有机农产品销售额。但由于最近十几年,中国的食品安全事件层出不穷,人们越来越关注食品的安全性。中国的市场销售份额开始不断增加,中国有机农业的生产规模随之不断扩大。为了保证有机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全过程的安全性,发展有机农业产业化很有必要。在中国,有机农业产业化模式主要有：有机农业公司带动型、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带动型、有机农场带动型。不同的有机农业产业化模式,所产生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在综合效益中的重要性系数也不同。中国不同规模类型城市应该根据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社会、生态环境特点选择适合本地区有机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最优模式,从而有效地促进有机农业及其产业化快速发展。全文除绪论外,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第一,结合可持续发展理论、生态经济理论、循环经济理论分析有机农业的发展原理以及有机农业与这些基础理论之间的关系；分析有机农业产业化的基础理论,制度创新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分工协作理论、规模经济理论,论述有机农业产业化与基础理论的关系,为本文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综述国内外有关有机农业以及有机农业产业化的研究文献,并进行评述,为本研究提供基础资料。在有机农业及其产业化基础理论与文献综述的基础上,论述发展有机农业及其产业化的潜在效益以及隐性效益,论证本研究主题的必要性。第二,发展有机农业及其产业化具有重要意义。世界各国早已认识到这一点。大约在20世纪初,有机农业开始萌芽,世界有机农业发展历程可以分为：萌芽阶段、扩展阶段、快速发展阶段、平稳发展阶段。在发展过程中,世界有机农业出现各洲、各国有机农业面积发展不平衡以及有机农业种植面积与生产者人数不成正比的特点,而且消费市场主要集中于欧洲与北美洲,出口国主要集中于亚洲和拉丁美洲。但随着有机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国际有机农业组织逐渐增加,而且各国为了减少有机农产品贸易壁垒,开始实施有机农产品等效互认标准。世界有机农产品的供给和需求都在不断增加,发展中国家的有机农产品消费增长率将超过发达国家。中国有机农业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萌芽阶段、起步阶段、发展阶段。目前,中国有机农业在全国各地发展不平衡,主要集中于东北三省、内蒙古以及山东省,而且中国有机农产品品种少,结构比较单一。中国最初生产的有机农产品主要是为了出口,2003年,国内市场开始扩大,目前,国内市场销售额已经超过出口额。消费群体主要集中于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等一线城市。中国发展有机农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有：“诚信”问题,生产地比较偏远、分散,政府支持力度不够。但在将来,中国的有机农产品生产规模会逐步扩大,市场体系将会不断完善,品种将趋于多元化。第三,本研究的核心即有机农业及其产业化发展研究。在研究了世界与中国有机农业发展之后,本文又分别研究国内外主要有机农业产业化主要模式。国外的有机农业产业化主要模式有：合作经济组织模式,有机农场模式,有机农业公司模式；国内的有机农业产业化模式主要有：有机农业公司带动型,有机农业合作社带动型,有机农场带动型,并对国内三种主要模式在经营目的、经营范围、模式的优劣势上进行了比较。第四,通过问卷调查获得有关北京市有机农业及其产业化的相关数据,并了解不同模式对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不同指标有什么不同的影响。然后请有关专家对有机农业公司带动型模式、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带动型模式、有机农场带动型模式在有机农业产业化过程中所产生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以及影响三种效益的各种不同指标赋值。结合专家的评分表以及问卷数据,用层次分析法分析有机农业产业化主要模式所产生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在综合效益中的比重、不同模式所产生的各种效益的重要性系数以及对每种效益所包含的不同指标的影响程度。第五,结合实证分析结果,提出我国加快有机农业及其产业化发展的几点思考,不同规模类型城市根据区域经济、社会、生态发展特征选择适宜的有机农业产业化模式,并针对不同规模类型城市如何促进本区域最优有机农业产业化模式发展提出政策建议。本文主要创新有：（1）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有机农业产业化产生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这三种效益中,生态效益在综合效益中的比重最大,其次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比重最小。在生态效益的各项指标中,有机农业生产方式对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以及保持生物多样性的正面效应很显着；在经济效益各项指标中,农业人均纯收入的效应很显着；在社会效益的各项指标中,减少单位投资有毒物质的含量的效应很显着。（2）本文研究发现：在有机农业产业化各种模式中,有机农业公司带动型产生的经济效益最显着,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带动型产生的社会效益最显着,而且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带动型对有机农业产业化产生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平衡性也最好,有机农场带动型产生的生态效益最显着。（3）分别结合特大及巨大城市、大城市、中小城市的经济水平,消费状况,社会以及生态特征研究发现：特大及巨大城市发展有机农业产业化的最优模式是有机农场带动型模式,大城市的最优模式是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带动型模式,中小城市的最优模式是有机农业公司带动型模式。（4）本文认为,规模类型不同的城市,发展有机农业的政策应有所差异。特大及巨大城市促进有机农场发展的主要政策应是：建立有机农场政策登记制度,完善土地流转机制,为有机农场主提供一定的综合素质培训,加大对有机农场的政策倾斜。大城市促进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的主要政策应是：大力宣传合作思想,提高农民对合作社的认识；加大对合作社的扶持力度,完善外部规章制度,为合作社创造良好发展环境；对合作社的带头人进行免费技术、相关政策等培训,以提高合作社的整体竞争力；协助合作社制定相关规章制度,提高合作社的运作效率。中小城市促进有机农业公司发展的政策应是：积极引进有实力的有机农业公司,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拓展融资渠道,监督有机农业公司和农户的履约率。本研究的主要不足之处有：论文中有关北京市有机农业及其产业化的数据是由笔者问卷调查获得的,对北京市有机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效益研究数据是由专家打分而得,因此,数据还不够全面。文中涉及国外有机农业的发展历程、发展现状,国外有机农业产业化主要模式的文献还不充分,难以深入研究相关问题。这些不足之处,在以后的研究中还需完善。
二、实现农业规模经营的几点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实现农业规模经营的几点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马克思分工理论的农村产业融合内在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马克思分工理论及其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义 |
| (一) 马克思分工理论 |
| (二) 马克思分工理论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义 |
| 三、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存在的问题及机制构建 |
| (一)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存在的问题 |
| (二) 农村产业融合内在机制的构建 |
| 第一，农村产业融合的利益联结机制。 |
| 第二，农村产业融合的组织机制。 |
| 第三，农村产业融合的产业链协同机制。 |
| 第四，农村产业融合的保障机制。 |
| (三) 农村产业融合内在机制之间的耦合 |
| 四、 相关政策建议 |
（2）小农户参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模式和内在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与研究目的 |
| 1.2.1 研究意义 |
| 1.2.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综述 |
| 1.3.1 农村产业推进中农户的参与研究 |
| 1.3.2 关于再小农化的研究 |
| 1.4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和理论分析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农村产业融合 |
| 2.1.2 农户 |
| 2.1.3 小农、去小农化与再小农化 |
| 2.2 小农户参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理论分析 |
| 2.2.1 马克思主义的“小农终结”理论 |
| 2.2.2 实体主义的“小农存续”理论 |
| 2.2.3 新古典/新制度经济学的“理性小农”理论 |
| 2.2.4 后现代/后结构主义理论 |
| 2.2.5 生计框架理论 |
| 第三章 国外农户参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实践与启示 |
| 3.1 日本六次产业化实践:鼓励农户自主开展产业创新活动 |
| 3.1.1 日本六次产业化背景 |
| 3.1.2 日本六次产业化的支持 |
| 3.1.3 农户参与六次产业化实践的主要类型 |
| 3.1.4 农户参与并分享六次产业发展的做法 |
| 3.2 欧洲农村发展实践:家庭农场层面的多样化活动 |
| 3.2.1 欧洲农村发展转型 |
| 3.2.2 欧洲农村发展政策对融合性产业发展的支持 |
| 3.2.3 农户和城乡居民参与农村发展实践的主要类型 |
| 3.3 国外农户参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启示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新时期小农户参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模式 |
| 4.1 农村产业发展变迁和小农户参与 |
| 4.1.1 农村产业发展变迁 |
| 4.1.2 小农户参与发展和分化的过程 |
| 4.2 田野点概况 |
| 4.2.1 田野点选取和资料收集 |
| 4.2.2 牛马塘村小农户参与发展的历史变迁 |
| 4.2.3 新时期牛马塘村产业融合发展实践 |
| 4.3 牛马塘村农户参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模式 |
| 4.3.1 农户参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公司化模式 |
| 4.3.2 农户参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再小农模式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不同模式的内在逻辑和政治经济学分析 |
| 5.1 不同模式下小农户参与发展的内在逻辑 |
| 5.1.1 公司化模式下小农户参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逻辑 |
| 5.1.2 再小农模式下小农户参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逻辑 |
| 5.2 小农户参与不同模式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
| 5.2.1 小农户参与不同模式的政治经济学一般分析 |
| 5.2.2 不同参与发展模式间的互动分析 |
| 5.2.3 关于模式发展的几点思考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与讨论 |
| 6.1 主要结论 |
| 6.2 讨论 |
| 6.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3）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问题意识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梳理 |
| 1.2.2 国内研究动态 |
| 1.2.3 研究成果评析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的理论依据 |
| 1.1 马克思主义的反贫困思想 |
| 1.1.1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反贫困思想 |
| 1.1.2 列宁的反贫困思想 |
| 1.1.3 毛泽东的反贫困思想 |
| 1.1.4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反贫困思想 |
| 1.1.5 习近平新时代精准扶贫战略思想 |
| 1.2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理论分析 |
| 1.2.1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概念 |
| 1.2.2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内涵 |
| 1.2.3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原理 |
| 1.2.4 马克思主义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理论 |
| 1.3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理论分析 |
| 1.3.1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特殊性分析 |
| 1.3.2 精准扶贫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相互关系分析 |
| 1.3.3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基本内涵分析 |
| 1.3.4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作用机制分析 |
| 第二章 扶贫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历史考察 |
| 2.1 扶贫救济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1978 年一1985 年) |
| 2.1.1 组织领导功能:有力推动农村土地经营制度改革 |
| 2.1.2 政策执行功能:促进农村贫困地区商业发展 |
| 2.1.3 统筹协调功能:带动农村贫困群众就业增收 |
| 2.1.4 资源整合功能:助力农村基础设施显着改善 |
| 2.2 扶贫开发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1986 年一1993 年) |
| 2.2.1 成立农村扶贫机构:加强组织领导功能的新起点 |
| 2.2.2 落实专项帮扶计划:加强政策承接功能的着力点 |
| 2.2.3 纳入贫困县惠顾序列:加强致富引领功能的关键点 |
| 2.3 扶贫攻坚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1994 年一2000 年) |
| 2.3.1 统筹农村“三位一体”扶贫力量 |
| 2.3.2 推动建立农村多元互促扶贫模式 |
| 2.3.3 带领农村群众开展内源扶贫 |
| 2.4 综合扶贫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2001 年一2011 年) |
| 2.4.1 全力构建农村大扶贫格局 |
| 2.4.2 在“一体两翼”战略中推进农户参与式扶贫 |
| 2.4.3 以“多予、少取、放活”确立行动导向 |
| 2.4.4 在“双轮驱动”中增强农村贫困群众生活保障 |
| 2.5 精准扶贫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2012 年一2020 年) |
| 2.5.1 扶贫领导作用持续强化 |
| 2.5.2 功能实现特征更加鲜明 |
| 2.5.3 引富带富成就广受认同 |
| 2.5.4 党建扶贫经验值得推广 |
| 第三章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状况实证分析 |
| 3.1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状况的个案研究 |
| 3.1.1 样本选择 |
| 3.1.2 现实表现 |
| 3.2 精准扶贫中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的主要问题 |
| 3.2.1 功能主体中的本位化问题 |
| 3.2.2 功能结构中的固有化问题 |
| 3.2.3 功能方式中的单一化问题 |
| 3.2.4 功能策略中的浅表化问题 |
| 3.2.5 功能保障中的低效化问题 |
| 第四章 精准扶贫中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思考 |
| 4.1 以多元化为方向,拓展功能主体 |
| 4.1.1 以加强致富引领为指向,创新农村党组织本体设置 |
| 4.1.2 以加强党群联系为导向,健全党务村务监督主体 |
| 4.1.3 以加强农村治理为取向,构建“一核多元”治理体系 |
| 4.2 以科学化为原则,完善功能结构 |
| 4.2.1 坚持选育结合,完善力量结构 |
| 4.2.2 坚持培优训强,完善素质结构 |
| 4.2.3 坚持科学衔接,完善制度结构 |
| 4.3 以多样化为要求,丰富功能方式 |
| 4.3.1 实施多元推动,促成扶贫路径多样化 |
| 4.3.2 实施资源整合,促成要素配给多样化 |
| 4.3.3 实施人才战略,促成精英参与多样化 |
| 4.4 以精准化为内涵,实施功能策略 |
| 4.4.1 推动精准识别,克服“漏桶效应” |
| 4.4.2 推动精准施策,稳定脱贫成果 |
| 4.4.3 推动精准考核,完善评价机制 |
| 4.5 以持续化为导向,加强功能保障 |
| 4.5.1 持续壮大村级积累 |
| 4.5.2 持续健全协调体系 |
| 4.5.3 持续强化服务保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4）临安区山核桃产业融合发展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评述 |
| 1.3 研究设计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3.4 可能创新点与不足 |
| 2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农业产业化 |
| 2.1.2 农村产业融合 |
| 2.1.3 产业融合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分工协作理论 |
| 2.2.2 交易成本理论 |
| 3 临安区产业发展概况 |
| 3.1 区位优势 |
| 3.2 农林牧渔业 |
| 3.3 农业产业 |
| 3.4 山核桃产业 |
| 4 临安区山核桃产业融合现状 |
| 4.1 全产业链融合 |
| 4.1.1 第一产业 |
| 4.1.2 第二产业 |
| 4.1.3 第三产业 |
| 4.2 产业融合方式 |
| 4.2.1 横、纵延伸融合 |
| 4.2.2 功能融合 |
| 4.2.3 技术融合 |
| 4.3 产业融合的成效 |
| 4.3.1 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
| 4.3.2 提升产业化水平 |
| 4.3.3 促进农户收入持续增长 |
| 5 临安区山核桃产业融合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 5.1 产业融合基础不牢 |
| 5.2 融合发展衔接度不够 |
| 5.3 利益联结度不紧密 |
| 5.4 生态环境保护不够 |
| 5.5 电商融合程度不强 |
| 6 临安区山核桃产业融合发展的对策 |
| 6.1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
| 6.2 提高从业人员素质 |
| 6.3 建立产业园区 |
| 6.4 延伸产业链 |
| 6.5 拓展农业新功能 |
| 6.6 建立信息交流平台 |
| 7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 |
| 致谢 |
（5）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创新点摘要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客观条件 |
| 2.1 习近平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论述 |
| 2.1.1 “一带一路”倡议的本质意蕴 |
| 2.1.2 “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内容 |
| 2.1.3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意义 |
| 2.2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政策依据 |
| 2.2.1 国家顶层设计 |
| 2.2.2 地方政策规划 |
| 2.3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厚根基 |
| 2.3.1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历史渊源 |
| 2.3.2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文化底色 |
| 2.3.3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经济关联 |
| 2.3.4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跨境交往 |
| 第3章 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依托 |
| 3.1 辽宁沿海经济带 |
| 3.1.1 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现状概述 |
| 3.1.2 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的现存问题 |
| 3.1.3 针对辽宁沿海经济带现存问题的应对措施 |
| 3.2 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 |
| 3.2.1 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发展现状 |
| 3.2.2 当前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发展的制约因素 |
| 3.2.3 应对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建设现存问题的对策建议 |
| 3.3 沈阳经济区 |
| 3.3.1 沈阳经济区的基本态势 |
| 3.3.2 当前制约沈阳经济区发展的主要因素 |
| 3.3.3 解决沈阳经济区现存问题的基本路径 |
| 3.4 哈长城市群 |
| 3.4.1 哈长城市群发展情况概述 |
| 3.4.2 当前哈长城市群发展的制约因素 |
| 3.4.3 加快哈长城市群发展的重要举措 |
| 第4章 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四方平台 |
| 4.1 东进构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 |
| 4.1.1 构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现实基础 |
| 4.1.2 构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制约因素 |
| 4.1.3 推进东北亚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对策建议 |
| 4.2 西拓连接中蒙俄经济走廊 |
| 4.2.1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优势条件与发展态势 |
| 4.2.2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主要瓶颈 |
| 4.2.3 优化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路径选择 |
| 4.3 南下撬动环渤海经济圈 |
| 4.3.1 环渤海经济圈发展现状 |
| 4.3.2 环渤海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的制约因素 |
| 4.3.3 撬动环渤海经济圈发展的对策建议 |
| 4.4 北上参与北极航线开发 |
| 4.4.1 我国参与北极航线开发的战略价值 |
| 4.4.2 我国参与北极航线开发的现实挑战 |
| 4.4.3 我国参与北极航线开发的基本策略 |
| 第5章 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路径 |
| 5.1 大连自由贸易港建设推进方略 |
| 5.1.1 大连建设自由贸易港的优势条件 |
| 5.1.2 建设大连自由贸易港的重要战略价值 |
| 5.1.3 推进大连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对策建议 |
| 5.2 创建满洲里作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全面开放第一品牌重镇推进构想 |
| 5.2.1 满洲里对外开放的历史沿革 |
| 5.2.2 满洲里开放发展的现存问题 |
| 5.2.3 创建满洲里作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全面开放第一品牌重镇的品牌识别与塑造 |
| 5.3 开发渤海海峡跨海通道 |
| 5.3.1 开发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历史沿革和现实进展 |
| 5.3.2 开发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重要战略价值 |
| 5.3.3 开发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可行性分析 |
| 5.3.4 加快推进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开发的建议 |
| 5.4 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研究 |
| 5.4.1 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动力解析 |
| 5.4.2 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挑战 |
| 5.4.3 推进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基本策略 |
| 第6章 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时代价值 |
| 6.1 塑造全球化包容性发展的中国范例 |
| 6.1.1 把握全球化模式深度调整下的历史机遇 |
| 6.1.2 提供东北亚各国共话发展的沟通平台 |
| 6.1.3 促进东北地区跨境民族文化传承发展 |
| 6.2 打造全国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区域示范 |
| 6.2.1 完善国家区域经济总体布局 |
| 6.2.2 推进京津冀与东北地区协同发展 |
| 6.2.3 提升东北地区城市群整体实力 |
| 6.3 创造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东北机遇 |
| 6.3.1 形成东北地区产业发展新动能 |
| 6.3.2 打通东北地区对外开放大通道 |
| 6.3.3 开创东北地区对外贸易新局面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6）泸州市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2 选题价值及研究意义 |
| 1.2.1 选题价值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目标及内容结构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内容结构 |
| 1.4 分析思路及研究方法 |
| 1.4.1 分析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文献梳理及理论分析 |
| 2.1 文献梳理 |
| 2.1.1 国内研究综述 |
| 2.1.2 国外研究综述 |
| 2.1.3 研究评述 |
| 2.2 概念界定 |
| 2.2.1 土地使用权 |
| 2.2.2 农村土地使用权 |
| 2.2.3 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 |
| 2.3 理论基础 |
| 2.3.1 级差地租理论 |
| 2.3.2 比较优势理论 |
| 2.3.3 交易费用理论 |
| 第3章 泸州市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现状和效果 |
| 3.1 泸州市基本情况 |
| 3.2 泸州市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总体情况 |
| 3.3 泸州市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特点 |
| 3.3.1 流转规模逐渐扩大 |
| 3.3.2 流转形式多样 |
| 3.3.3 参与主体多元 |
| 3.3.4 流转稳定性不强 |
| 3.3.5 政府在流转过程中作用逐渐增大 |
| 3.4 泸州市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效果分析 |
| 3.4.1 提高了土地资源利用率 |
| 3.4.2 推进了农村土地规模化进程 |
| 3.4.3 增加了农业资金投入 |
| 3.4.4 增加了农民收入 |
| 3.4.5 提高了农业产出效率 |
| 3.4.6 加快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
| 第4章 泸州市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
| 4.1 泸州市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 4.1.1 思想认识不统一 |
| 4.1.2 流转程序不规范 |
| 4.1.3 流转机制不健全 |
| 4.1.4 农民合法权益缺乏有效保障 |
| 4.2 泸州市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原因分析 |
| 4.2.1 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缓慢 |
| 4.2.2 流转制度和管理不完善 |
| 4.2.3 地方政府职能定位不当 |
| 4.2.4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薄弱 |
| 4.2.5 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体系和中介机构缺失 |
| 第5章 促进泸州市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对策建议 |
| 5.1 准确定位政府在土地使用权流转中的角色和职能 |
| 5.1.1 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纳入到重要工作日程 |
| 5.1.2 基层干部要找准在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工作中的位置 |
| 5.1.3 相关部门要做好土地使用权流转的登记管理和规划工作 |
| 5.1.4 主管部门要规范土地使用权流转合同并完善纠纷调解机制 |
| 5.2 健全法规政策规范引导流转行为 |
| 5.3 完善劳动力市场体系 |
| 5.4 营造外部环境促进流转 |
| 5.5 切实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
| 5.6 完善机制强化管理服务 |
| 第6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济南市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2 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2.1 可持续旅游发展理论 |
| 2.2.2 社区参与理论 |
| 2.2.3 旅游扶贫理论 |
| 2.2.4 乡村振兴有关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国外研究现状 |
| 2.2.2 国内研究现状 |
| 3 基于SWOT分析的济南市乡村旅游发展研究 |
| 3.1 济南市乡村旅游优势 |
| 3.1.1 资源丰富,特色鲜明 |
| 3.1.2 区位优越,交通便利 |
| 3.1.3 经济发达,客源丰富 |
| 3.1.4 政府助推乡村旅游提档升级 |
| 3.2 济南市乡村旅游劣势 |
| 3.2.1 受季节性因素制约 |
| 3.2.2 资源集群效应差 |
| 3.2.3 缺乏技术支撑和智力支持 |
| 3.2.4 开发深度和广度不够 |
| 3.3 济南市乡村旅游机遇 |
| 3.3.1 政策扶持引导 |
| 3.3.2 区划调整的机遇 |
| 3.3.3 旅游消费的逆城镇化趋势 |
| 3.3.4 共享经济带来新机遇 |
| 3.4 济南市乡村旅游挑战 |
| 3.4.1 生态建设要求不断提高 |
| 3.4.2 乡村原风原貌保护力度不够 |
| 3.4.3 区域竞争激烈 |
| 3.4.4 游客品位和需求提高 |
| 3.4.5 重大疫情影响 |
| 4 济南市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 |
| 4.1 济南市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框架 |
| 4.1.1 DSR模型 |
| 4.1.2 乡村振兴战略 |
| 4.1.3 基于DSR模型及乡村振兴战略的评估模型框架 |
| 4.2 评价指标预选 |
| 4.3 评价指标筛选与确定 |
| 4.3.1 问卷调查 |
| 4.3.2 利用因子分析法确定评价指标 |
| 4.3.3 评价指标体系的检验 |
| 4.4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
| 4.4.1 应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的步骤 |
| 4.4.2 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权重的计算 |
| 4.4.3 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权重分析 |
| 5 济南市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 |
| 5.1 模糊综合评价模型的构建 |
| 5.1.1 模糊综合评价原理 |
| 5.1.2 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评价标准的确定 |
| 5.2 济南市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 |
| 5.2.1 确定济南市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隶属度 |
| 5.2.2 济南市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模糊综合评价 |
| 5.2.3 济南市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结果分析 |
| 6 结论与建议 |
| 6.1 结论 |
| 6.2 建议 |
| 6.2.1 拉长产业链条,促进融合发展 |
| 6.2.2 保护整合资源,定期监测预报 |
| 6.2.3 完善设施条件,夯实发展基础 |
| 6.2.4 加强人才培育,提升服务质量 |
| 6.2.5 挖掘文化内涵,塑造品牌特色 |
| 6.2.6 加强社区参与,壮大开发主体 |
| 6.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新时代我国乡规民约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 |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四、研究的方法 |
| (一)文献研究法 |
| (二)历史分析法 |
| (三)调查研究法 |
| (四)跨学科研究法 |
| 五、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三)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乡规民约文化概述 |
| 一、乡规民约的概念和内涵 |
| (一)乡规民约的概念 |
| (二)乡规民约的内涵 |
| 二、乡土社会是乡约生成的人文环境 |
| (一)人口众多 |
| (二)依附土地 |
| (三)农耕为主 |
| (四)家族本位 |
| (五)家国一体 |
| (六)伦理至上 |
| 三、乡约是治理乡村的传统手段 |
| (一)西周《周礼》习俗约定 |
| (二)北宋吕大钧《吕氏乡约》 |
| (三)南宋朱熹《增损吕氏乡约》 |
| (四)明代王阳明《南赣乡约》 |
| (五)清朝冯桂芬《复乡职议》 |
| (六)民国《长治县村民会议办法》 |
| 四、乡规民约的历史作用 |
| (一)以德化民,规范乡村秩序 |
| (二)化解乡民矛盾,维护地方治安 |
| (三)管理公共事务,达成乡村“善治” |
| (四)息讼罢诉,强化法律效力 |
| 第二章 当前我国乡规民约的主要内容及功能 |
| 一、当前我国乡规民约的主要内容 |
| (一)政治道德 |
| (二)环境保护 |
| (三)家庭美德 |
| (四)邻里关系 |
| (五)移风易俗 |
| (六)乡风文明 |
| (七)社会治安 |
| (八)公益事业 |
| 二、我国乡规民约内容的特色 |
| (一)继承传统美德 |
| (二)弘扬红色文化 |
| (三)充分发扬民主 |
| (四)反映现代价值 |
| (五)柔性刚性并重 |
| 三、乡规民约的主要功能 |
| (一)涵养新风正气 |
| (二)引导民风民俗 |
| (三)化解矛盾纠纷 |
| (四)调适人际关系 |
| (五)规正村民言行 |
| (六)维护社会秩序 |
| (七)培育乡村精神 |
| 第三章 我国乡村治理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
| 一、社会结构方面 |
| (一)“空心化”不断发展 |
| (二)家族的控制力下降 |
| (三)家庭收入差距拉大 |
| (四)阶层分化固化明显 |
| (五)相对贫困问题存在 |
| (六)村民流动化原子化 |
| 二、社会治安方面 |
| (一)偷盗现象时有发生 |
| (二)社会矛盾纠纷突显 |
| (三)“黄赌毒”现象存在 |
| (四)家庭暴力增多 |
| (五)恶性案件偶有发生 |
| 三、人际关系方面 |
| (一)代际矛盾增多 |
| (二)“孝道”趋于淡化 |
| (三)离婚比例上升 |
| (四)诚信行为缺失 |
| (五)婚配行为变异 |
| (六)“份子钱”攀比 |
| 四、乡规民约方面 |
| (一)政府主导,乡镇越位 |
| (二)千篇一律,缺乏特色 |
| (三)长篇大论,生涩难懂 |
| (四)更新缓慢,内容陈旧 |
| (五)要求过高,脱离实际 |
| (六)形式单一,传播不力 |
| (七)规不合法,以约代法 |
| (八)落实乏力,形同空文 |
| 五、农村管理方面 |
| (一)村霸现象不时出现 |
| (二)“三种势力”渗入基层 |
| (三)邪教向农村滋生蔓延 |
| (四)越级上访事件存在 |
| (五)红白喜事大操大办 |
| (六)村官贪腐问题存在 |
| (七)贿选事件时有发生 |
| 第四章 新时代完善和发展乡规民约的几点思考 |
| 一、村民广泛参与,回归自治本位 |
| (一)发挥乡镇基层政府的引导作用 |
| (二)突出乡规民约的民主性和自治性 |
| (三)“新乡贤”是重要的乡约践行者 |
| (四)动员流动人员和外来人员参与 |
| 二、应对新的情况,增添新的内容 |
| (一)提倡适度消费,反对奢侈浪费 |
| (二)落实义务教育,减少辍学现象 |
| (三)加强民族团结,抵制分裂势力 |
| (四)大力宣传科学,消除邪教影响 |
| (五)融入核心价值,建设和谐乡村 |
| (六)救助弱势群体,关爱留守人员 |
| (七)吸纳现代法理,重构乡规民约 |
| 三、利用乡约载体,传播惠民政策 |
| (一)宣传“两免一补” |
| (二)推进农村医保 |
| (三)发展新型农保 |
| (四)实施“精准扶贫” |
| (五)建设“美丽乡村” |
| 四、突出乡约特色,精准治理乡村 |
| (一)城中村 |
| (二)问题村 |
| (三)涉外村 |
| (四)专业村 |
| (五)民族村 |
| (六)边境村 |
| 五、创新各种形式,注重落实乡约 |
| (一)乡约内容要力求亲民易懂 |
| (二)加强乡规民约的宣传教育 |
| (三)办好乡规民约民主议事会 |
| (四)评选“文明村”“文明户”“乡贤能人” |
| (五)制定切实可行的违约惩罚办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9）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研究 ——基于浙北荻港村的个案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论证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内村庄治理的研究述评 |
| 二、国外村庄治理的研究述评 |
| 三、既往研究与本研究的关系 |
| 四、本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三节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一、资源型村庄 |
| 二、任务型治理 |
| 第四节 个案选择与研究方法 |
| 一、个案的影响力与代表性 |
| 二、荻港村简介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研究思路、技术路线与章节安排 |
| 一、研究思路 |
| 二、技术路线 |
| 三、章节安排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任务型治理”的学术命题提出 |
| 一、“任务型治理”议题的研究回顾 |
| 二、“任务型治理”的内涵解析 |
| 三、“任务型治理”的核心特征 |
| 四、“任务型治理”的作用价值 |
| 第二节 “任务型治理”的理论解读 |
| 一、利益相关的主体解读 |
| 二、互动合作的过程解读 |
| 三、彼此依赖的关系解读 |
| 四、功能多元的价值解读 |
| 第三节 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构建:一个理论框架 |
| 一、资源型村庄的三元治理主体分析 |
| 二、资源型村庄的任务界定与治理结构 |
| 三、资源型村庄的阶段划分与任务执行 |
| 四、资源型村庄的任务治理绩效与意义 |
| 第四节 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制度基础 |
| 一、资源型村庄治理的历史沿革 |
| 二、资源型村庄治理的制度安排 |
| 三、浙江省乡村振兴的实践与发展 |
| 第三章 初始期:资源型村庄的“基础任务”治理 |
| 第一节 资源型村庄“基础治理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一、资源型村庄组织基础健全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二、资源型村庄经济基础增强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三、资源型村庄环境基础改善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第二节 资源型村庄的组织基础健全任务 |
| 一、村庄合并与换届选举 |
| 二、六老组织与基层维稳 |
| 三、社会组织与村庄治理 |
| 第三节 资源型村庄的经济基础增强任务 |
| 一、村庄集体经济薄弱 |
| 二、青鱼合作社的创办 |
| 三、村庄集体企业改制 |
| 四、成立村经济合作社 |
| 第四节 资源型村庄的环境基础改善任务 |
| 一、油脂化工企业整治 |
| 二、清水河道工程开展 |
| 三、村庄长效管理构建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过渡期:资源型村庄的“公共服务”供给 |
| 第一节 资源型村庄“公共服务供给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一、资源型村庄环境公共服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二、资源型村庄文化公共服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三、资源型村庄制度公共服务的界定与执行 |
| 第二节 资源型村庄的环境公共服务供给 |
| 一、五水共治:以龙八港为例 |
| 二、农民新房建设与村庄洁化 |
| 三、服务设施完善与环境美化 |
| 第三节 资源型村庄的文化公共服务供给 |
| 一、古村落文化资源的消失 |
| 二、政府政策支持古村修复 |
| 三、文化项目提升村民素质 |
| 四、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获选 |
| 第四节 资源型村庄的制度公共服务供给 |
| 一、实施六百工作制 |
| 二、推行网格化管理 |
| 三、完善制度化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提档期:资源型村庄的“特色品牌”塑造 |
| 第一节 资源型村庄“品牌塑造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一、资源型村庄旅游资源开发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二、资源型村庄观光农业建设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三、资源型村庄传统文化弘扬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第二节 资源型村庄的旅游资源开发任务 |
| 一、荻港古村旅游公司的创办 |
| 二、国家4A级旅游景区获选 |
| 三、招商引资与旅游资源开发 |
| 第三节 资源型村庄的观光农业建设任务 |
| 一、桑基鱼塘修复 |
| 二、丝绸小镇创建 |
| 三、凤凰洲生态农业项目 |
| 第四节 资源型村庄的传统文化弘扬任务 |
| 一、荻港渔庄的创建 |
| 二、鱼文化节的举办 |
| 三、“渔家乐”的传承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论证与构建 |
| 第一节 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实践逻辑 |
| 一、资金缺乏与项目产业支持 |
| 二、精神空虚与文化复兴 |
| 三、纠纷频发与治安维稳 |
| 四、环境污染与村庄整治 |
| 第二节 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内在机理 |
| 一、村民主体性的确立 |
| 二、社会资本的培育 |
| 三、多元参与的建立 |
| 四、乡村精神的重塑 |
| 第三节 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优势解析 |
| 一、城市与乡村:和合共生 |
| 二、传统与现代:互相融合 |
| 三、发展与文化:持续和谐 |
| 四、五位一体:共同推进并实现 |
| 第四节 资源型村庄的治理策略:任务型治理 |
| 一、资源型村庄治理的动力机制考察 |
| 二、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适用性与局限性 |
| 三、构建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 |
| 总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10）中国有机农业及其产业化发展研究 ——以北京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背景介绍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范畴的基本概念界定 |
| 1.2.1 有机农业 |
| 1.2.2 有机农业与传统农业、常规农业的比较 |
| 1.2.3 有机产品 |
| 1.2.4 有机食品 |
| 1.2.5 有机农业产业化的内涵与特征 |
| 1.3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可能创新与不足 |
| 1.4.1 论文的可能创新点 |
| 1.4.2 论文的不足之处 |
| 2 理论与文献综述 |
| 2.1 有机农业的基础理论 |
| 2.1.1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1.2 生态经济学理论 |
| 2.1.3 循环经济理论 |
| 2.2 有机农业产业化基础理论 |
| 2.2.1 制度创新理论 |
| 2.2.2 交易成本理论 |
| 2.2.3 分工协作理论 |
| 2.2.4 规模经济理论 |
| 2.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2.3.1 有机农业及其产业化的正外部效应 |
| 2.3.2 有机农业及其产业化与常规农业及其产业化比较 |
| 2.3.3 有机农业产业化模式 |
| 2.3.4 国外发展有机农业的经验借鉴 |
| 2.3.5 中国发展有机农业的制约因素 |
| 2.4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2.5 本章小结 |
| 3 发展有机农业及其产业化的重要意义 |
| 3.1 发展有机农业的重要意义 |
| 3.1.1 提供安全食品、改善人类健康 |
| 3.1.2 保护、改善生态环境,降低资源消耗 |
| 3.1.3 增加农户收入、带动农民就业 |
| 3.2 有机农业产业化的重要意义 |
| 3.2.1 适应国际环保和食品安全要求 |
| 3.2.2 能提高有机农业的比较利益 |
| 3.2.3 有利于提高有机农业科技水平 |
| 3.2.4 有利于增加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机会 |
| 3.2.5 有利于城乡一体化 |
| 3.3 本章小结 |
| 4 国内外有机农业发展分析 |
| 4.1 世界有机农业发展历程、特点与趋势 |
| 4.1.1 世界有机农业发展历程 |
| 4.1.2 世界有机农业的发展特点 |
| 4.1.3 世界有机农业发展趋势 |
| 4.2 中国有机农业的发展历程、特点、问题与趋势 |
| 4.2.1 中国有机农业发展历程 |
| 4.2.2 中国有机农业的发展特点 |
| 4.2.3 中国有机农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
| 4.2.4 中国有机农业发展趋势 |
| 4.3 本章小结 |
| 5 有机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分析 |
| 5.1 国外有机农业产业化主要模式 |
| 5.1.1 合作经济组织模式 |
| 5.1.2 有机农场模式 |
| 5.1.3 有机农业公司模式 |
| 5.2 国内有机农业产业化主要模式 |
| 5.2.1 有机农业公司带动型 |
| 5.2.2 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带动型 |
| 5.2.3 有机农场带动型 |
| 5.3 国内几种典型的有机农业产业化模式比较 |
| 5.3.1 主要目的对比 |
| 5.3.2 经营的主要有机农产品对比 |
| 5.3.3 几种模式的主要优点比较 |
| 5.3.4 几种模式的主要局限性比较 |
| 5.4 本章小结 |
| 6 北京市有机农业产业化综合效益评价 |
| 6.1 北京市有机农业及其产业化发展概况 |
| 6.1.1 北京市有机农业发展现状 |
| 6.1.2 北京市发展有机农业的优势与劣势 |
| 6.1.3 北京市有机农业产业化主要模式 |
| 6.2 北京市有机农业产业化效益评价的指标与方法 |
| 6.2.1 有机农业产业化综合效益评价指标的选取 |
| 6.2.2 综合效益的评价方法 |
| 6.3 综合效益的评测与结果分析 |
| 6.3.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6.3.2 效益的评测 |
| 6.3.3 评价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7 我国有机农业及其产业化加快发展的几点思考 |
| 7.1 强化有机农业意识,完善配套服务体系 |
| 7.1.1 积极宣传有机农业思想,加大对违规者的惩罚力度 |
| 7.1.2 加强政府职能转变,完善配套服务体系 |
| 7.2 不同规模类型城市适宜不同的有机农业产业化模式 |
| 7.2.1 特大及巨大城市适合发展有机农场带动型模式 |
| 7.2.2 大城市适合发展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带动型模式 |
| 7.2.3 中小城市适合发展有机农业公司带动型模式 |
| 7.3 促进有机农业及其产业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
| 7.3.1 不同规模类型城市发展有机农业产业化模式的政策建议 |
| 7.3.2 完善有机农业产业化扶持政策 |
| 7.4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四、实现农业规模经营的几点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马克思分工理论的农村产业融合内在机制研究[J]. 蒋永穆,陈维操. 政治经济学报, 2021(02)
- [2]小农户参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模式和内在逻辑[D]. 何蕾.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1(09)
- [3]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D]. 高云亮. 兰州大学, 2021(11)
- [4]临安区山核桃产业融合发展对策研究[D]. 张会宇. 浙江农林大学, 2021(07)
- [5]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研究[D]. 张晨瑶. 大连海事大学, 2020(04)
- [6]泸州市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研究[D]. 隆林佐. 西南大学, 2020(05)
- [7]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济南市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D]. 李晨. 山东大学, 2020(05)
- [8]新时代我国乡规民约建设研究[D]. 姚洁.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9]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研究 ——基于浙北荻港村的个案考察[D]. 沈费伟.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7)
- [10]中国有机农业及其产业化发展研究 ——以北京市为例[D]. 黄惠英. 西南财经大学, 20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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