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南方证券拖累，两家公司情况大相径庭

一、同受南方证券拖累两公司境遇迥异（论文文献综述）

姜黎黎^[1]（2012）在《中国当代艺术品市场及大陆个体收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实力的快速崛起,中国当代文化艺术在国内外日益形成了强大的影响力和辐射力。随着人们不断提升的精神追求和不断积淀的人文认知,对中国当代艺术的理解、重视以及品鉴、收藏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与热度。在此过程中,中国当代艺术品交易的也日益蓬勃发展,并引发了社会的关注。本文试图从平实理性的态度出发,以中国当代艺术三十余年的发展历史为线索,结合其大陆艺术品市场的兴起、成长分析,尝试在中国当代艺术品的价值标准探讨中,引发出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热点的中国当代艺术大陆个体收藏群体的分析。在这个过程中,结合近年来较有代表性的中国当代艺术批评与理论建树,希望能从较为客观的角度还原、记录中国当代艺术大陆个体收藏的现状；同时,也力图站在中国当代艺术理论构建与市场产业链发展的角度进行多视角、多层面的有关中国当代艺术品市场的发展历程、态势讨论,从而能为中国当代艺术的相关人士提供资讯、线索,并引发更多相关人士对此课题进行更加深入、透彻的研究。

刘承涛^[2]（2012）在《近代中国商会理案制度研究 ——以苏沪为中心（1902-1927）》文中指出清末民初商会的“商人法庭”之所以能发挥其不可替代的历史角色，其前提和基础是商会本身具有现代社会中介组织的特征和功能，是一个具有真正自主意志的利益团体；而“商人法庭”能得以有效运作，并非由于其具有如正式法庭那样的物质暴力作后盾，而是因为在当时的商会内部发展出来了一种成员间平等交往的网络。所以，近代商会商事裁断机构（公断处）——“商人法庭”在商会成员中具有类似、有时甚至超过正规法庭的权威的原因，是其建立在这种平等交往的网络中。本文由前言、正文五章和结语共七部分构成。前言主要阐述了本文选题的背景和意义、相关研究文献综述及几个概念的厘清和界定等。第一章主要介绍晚清筹设商会理案机关之原因。在晚清，特别是民初时，政府逐渐改变了消极的解决商事纠纷的取向，但政府资源，特别是司法资源严重短缺，仍然无法有效回应商事发展。官府秉持一贯的“状不轻启”做法，把商业纠纷作为“薄物细故”来处理，不可能使商业纠纷获得迅速有效解决；而民间调解，即使是行会调处，虽然其获得了一定处置功能，但因为其不具有一般现代自治团体的权威，仍然无法负担起“息讼和解”的任务。面对这一窘境，晚清和民初政府因此逐渐认可商人、商会理处商事纠纷的事实，最终并赋予其这种权力。第二章在大量查阅第一手档案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分析近代商会理案组织的演化路径及运作机制，这亦是本选题研究的基础。详细钩沉了近代我国商会理案机构从“评议处”、“理案处”到“商事裁判所”，最后定型为对外名称为“商事公断处”的历史演进图景。第三章研究的内容是商会理案组织成员的选任制度。一项制度或措施的开展，若想获得生活其中的人们真正的遵从，除了该制度或措施符合基本群体利益外，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执行该制度或措施的人（有的社会称之为统治者，有的称之为管理者）是通过该群体成员“同意”。本章通过大量阅读苏州、上海和天津等地的商会、特别是通过分析苏州、上海两地的商会裁断商事纠纷人员的选任档案，认为具有近代商会、特别是商会理案人员的选任具有近代选举制度的特征，是商人在近代获得自治权的主要内涵。这也是“商人法庭”所作裁决获得公信力的一个重要原因。第四章亦是通过大量阅读苏州、上海两地的商会裁断的具体案例档案，对清末民初商会理案的具体情况，进行更深入的法律分析和评价，即对商会在立案、庭前准备、庭审和裁决等加以具体实证分析，同时提出了一些立基于具体史料的综合性讨论，即当时的商会在理处案件时，能够处处暗合诉讼法的最基本的原则规定，这是我们将其理案行为定义为“法庭”行为最为主要的原因，亦是本文立论的最重要的基础。第五章在介绍分析了近代商会理案制度建立的历史背景、运作程序（包括职员选任）和具体实证的裁断案件法律阐述后，深入探讨了支撑本研究时段的商会理案行为何以顺利运作的效力逻辑是什么，即用借用多学科的理论分析工具来解释清末民初商会理案能够获得类似正式的、以物质暴力为后盾的现代法庭效果的深层原因，最后对理案组织所遭遇的困境和历史命运作了一个简要梳理。在结论部分，则除了再次重申了在各章所表达的观点外，进一步解释了为何商会当时所做出的裁断具有国家法庭效力的深层原因。“法律是一种相对来说成本比较高昂的社会治理方式，很多的实证研究已经揭示，过分的依赖法律等正规物质控制力量，在不少的情形中，并不能获得最佳的法律效果，甚至将造成原有社会关系的失序；反之，若法律能充分借助，或引导非正规的社会自主网络规范，则不但能降低法律实施的成本，亦能提供更优的规范治理效果”。当然，其前提是，国家法制能够在公共互动交往和人身、财产权方面提供一个稳定而安全的可预期环境，为此，这种治理效果则“完全可能通过理性个体的重复互动而自然产生。”

金东^[3]（2011）在《王道与霸道：涩泽荣—对华态度与交往研究》文中提出素有“日本资本主义之父”之称的涩泽荣一是日本近代史上的着名人物。本文在以《涩泽荣一传记资料》为主要文本依据的基础上,辅以既有的研究成果以及其他中日文文献,以王霸关系为分析框架,集中考察涩泽荣一在经济、救济、外交、教育等方面的对华思想与实践,力求展现出他与中国方面的双向互动过程以及这个过程所反映出的近代中日关系的另一侧面。幼年的涩泽荣一在接受儒学启蒙的同时,也从其农商兼营的家庭中受到了商业的熏陶。成年之后,涩泽曾有过远赴欧洲游历的经历,并一度任职于明治政府,辞官后又致力于主持和参与日本一系列近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最终成就了他在日本经济界举足轻重的地位。此外,他还在教育、慈善、民间外交等领域有诸多建树。不过涩泽为人所熟知的更在于他的“论语算盘说”。他认为仁义道德写生产殖利并非相互对立和互不相容的,不存在脱离经济的道德,而背离道德的经济也不能为社会带来真正的好处。1877年的中国行是涩泽荣一第二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此前赴欧途中路过上海让他切身感觉到了中国的衰落,而这次的中国之行却是为商洽贷款而来。尽管中日西征借款谈判、招商局借款谈判最终都没能达成一致,却让涩泽意识到中国市场的重要,也开启了其对华经济实践的先河。当然,此时的日本羽翼未丰,还谈不上对中国有什么扩张行为,涩泽荣一所进行的尝试也只是属于一般性的商贸活动。然而,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却改变了这种状况。此时的日本已经出现“脱亚入欧”、“东亚盟主论”等论调,涩泽荣一的对华言行也是以霸道式的扩张为特征。他的对华态度从起初的犹豫和谨慎逐渐转变成为日本对华经济扩张摇旗呐喊。他不仅关注一系列对华经济调查活动,也参与了湖南汽船会社、日清轮船会社、东华纺绩会社、日清银行、东亚兴业会社等多家实业公司和金融投资机构的酝酿和成立事宜。进入20世纪以后,日本的对华扩张进程因中国方面的抵制、与其他列强的激烈竞争以及自身实力有限等原因而面临着挑战,涩泽荣一为此提出了合作开发中国的构想,并试图将其付诸实践。他一方面向美国提出了日美联合开发中国的建议,并且尝试与美国合办一家对华银行,另一方面又努力促成了中国兴业会社以及后来的中日实业公司的成立,并为中日实业公司的具体业务专门赴北京协商。然而就结果来看,中日实业公司的实际运作并非一帆风顺,与美国合办银行的计划也不了了之。“合办”虽然显得比较公正,但仍属于日本对华经济扩张方式的一种变通。涩泽所声称的合作开发似乎符合他所提出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王道思想,然而背后却明显存在着一味追求日本国家经济利益的企图。在对华外交方面,涩泽认为,日本的对华外交主体多元、主张不一,且往往对中国采取恩威交加的策略,容易引起中国方面的不满和反抗。为此,他提出以“忠恕”、“敬爱”之道与中国相交的外交理念,并积极推动对华民间外交。由他所担任会长的日华实业协会就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涩泽荣一以该协会为平台,与中国方面的孙中山、蒋介石、张謇、虞洽卿等政商界要人有过数度交往。然而我们通过考察两国在废除不平等条约、关税改订、抵日运动等问题上的交锋就会发现,日华实业协会还是扮演了一个日本工商界代言人的角色。在以维护和拓展日本既得利益为前提的情况下,它并不能有效处理好两国间的纷争,也难以有效体现出涩泽荣一所提出的对华外交理念。除此之外,涩泽曾经有过数次发起或者参与对华灾害救助的行动,他对中国赴日留学生也给予过不同形式的帮助和接济,曾有过设立青岛商科大学的计划,并向上海的学艺大学提供过资金支持。从表面上看,这些似乎都应归于慈善活动之列,与涩泽荣一的对华外交理念颇为一致,也是其王道思想的典型体现。尽管这些林林总总的活动背后仍然存在一些现实利益的考量,但其中所包含的友善和道义的一面是不应被忽视的。然而,涩泽荣一在日本历次的对华军事侵略行为中却大都持支持和赞成的态度。如果将慈善归于王道、武力归于霸道的话,那么这两者之间就形成鲜明的对比。不过这种对比并非相互矛盾的,其背后都体现着涩泽对日本经济利益的追求。灾害救济和慈善教育在客观上会对日本的在华经济利益起到保护和促进的功效,而他无论是支持战争还是反对扩军,也多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涩泽荣一受过中国文化的熏陶,对中国抱有一定程度的好感,对中国的灾害救济、教育支持以及同中国人士的交往也有利于增进两国国民感情和相互交流。他所提倡的以“敬爱”、“忠恕”之道对华交往的外交理念在近代日本对华扩张过程中显得相当难得。涩泽崇尚王道而排斥霸道,上述这些也可以归于王道中的积极一面。然而他的王道思想明显带有“东亚盟主论”色彩和国家主义倾向,并非建立在现代民族国家平等往来的基础之上。他反对日本的军国主义,也反对日本对华恩威交加的外交政策,但其本人却在对华经济扩张活动中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客观上加快了日本的对华侵略步伐。总体而言,他主张对华行之以王道,但实际上却是一种王霸杂之的状态。

邢丹^[4]（2011）在《关联企业破产法律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为适应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必须增强自己的实力,当扩大企业经营规模所要求的管理成本巨大时,企业便会选择联合形态——关联企业,以抵御市场风险。如果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进入破产程序时,作为关联企业破产和单体企业破产有着巨大的差别。传统的规制单体企业破产的基础理论——法人格独立制度和有限责任制度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甚至成为破产企业不承担破产债务的借口、逃废债务的工具。与此同时,关联企业破产时,由于涉及的利害关系人较为复杂,既包括破产企业的债权人、债务人,还包括关联企业中非破产企业的债权人与股东,他们之间存在着交织的利益冲突。法律的功能在于调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维护法律之公平、正义。本文通过规范分析、法经济学等方法,积极借鉴各国及地区的理论,结合我国实践,以务实原则兼顾体系化之思考方法,试图解决关联企业破产程序中的利益冲突问题。正文由以下五章构成:第一章为“关联企业破产法律制度的规制对象”。关联企业是指企业间相互持股,或可对对方施加重大影响,或可以直接控制他公司的业务、人事和财务的独立企业联合形态。由于自身成长的需要、企业经营者的选择或者人为因素而建立关联企业,通过关联交易的形态予以表现。当关联企业中的从属公司破产、控制公司未破产时,就会发生控制公司股东与从属公司债权人与少数股东的利益冲突;当控制公司破产、从属公司未破产时,就会发生控制公司债权人与从属公司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当控制公司与从属公司均告破产时,便会发生两个公司的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当受同一控制的两个或多个关联企业同时破产时,也会发生破产公司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破产公司债权人与未破产公司的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无论哪一种情形,都会对规制单体企业破产的法律制度构成威胁:法人格独立制度成为关联企业破产债务人的避风港;有限责任制度成为关联企业破产债务人逃废债务的工具。第二章为“关联企业破产法律制度的规制目的”。法律的作用之一就是调整利益冲突。当冲突的双方并不是简单明了的对或错时,采取一种妥协或相互调整形式应该比“二者取其一”的方式更为可取。公平清偿是破产法的灵魂,而集体受偿原则是公平清偿的有效实现形式。破产作为一种商业制度,需要满足破产效益的最大化,故在追求公平清偿的同时必须满足效率的原则。由于关联企业破产时涉及的利益冲突更为复杂和广泛,应在破产法多元立法目标的指引下,有效运用衡平规范解决关联企业破产程序中的利益冲突问题。第三章为“规制关联企业破产的基础性法律制度”。基础性法律制度并非针对关联企业破产而特别设计,其适用的领域较为宽泛,对关联企业的破产规制也有一定的效果。首先为破产撤销权以及破产无效制度。当关联企业之一进入破产程序时,如果在临界期间,关联企业之间存有法律规定的可撤销行为,那么可以予以撤销。如果存有绝对无效的行为,亦可宣告无效。由于破产撤销权制度临界期间的规定,以及关联企业间存有的复杂的、隐蔽的关系“外衣”,其制度的适用较为困难。其次为揭开公司面纱制度。原本具有独立人格的公司,基于特定的事件,其公司的独立人格被忽视,公司的股东应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关联企业破产原则上仍然适用单体企业破产的法律制度,只有在利用关联关系,实施不当控制或者交易,威胁到债权人利益的时候,法律才会启动揭开公司面纱制度,对其进行规制。由于揭开公司面纱制度主要规制破产公司与破产公司的控制股东之间存在的不当行为,对其他损害破产公司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则无能为力,故也有其局限性。第四章为“规制关联企业破产的特殊性法律制度”。首先为衡平居次制度,指在存在控制与从属关系的关联企业中,在控制公司对从属公司实施违反公平正义原则的不当行为时,规定在从属公司的破产清算或重整程序中,控制公司对从属公司的债权,不论其有无别除权或优先权,均应次于从属公司的其他债权人受偿。衡平居次的功能在于补救而非惩罚。其次为实质合并制度,是指在关联企业同时或相继进入破产程序中,对存在有高度一致性或对外作为一个整体的关联企业,归入同一破产程序,合并其资产与债务,所有关联企业的普通破产债权人适用同一比例的破产清偿程序。无论是衡平居次制度还是实质合并制度都针对关联企业的破产而设计,对关联企业破产有很好的规制效果,但由于这两种制度均为衡平性制度,赋予了破产法官较宽松的自由裁量权,故其适用应相当谨慎。第五章为“我国关联企业破产法律制度的完善”。虽然我国《公司法》中明确规定了揭开公司面纱制度,但法律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论文指出当关联企业间存在着资本显着不足、公司之间人格的高度混同和过度控制三种情形,并对破产子公司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当其破产时,破产管理人可以提起揭开公司面纱之诉,要求控制公司对破产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如果控制公司对从属公司的控制并没有达到严重的程序,可以引入衡平居次制度进行规制,将其控制公司因控制关系所享有的债权进行降格处理。当控制公司与从属公司同时或相继进入破产程序时,当二者之间的财产、账务以及人事已经达到难以区分的混同程度时,或者为区分控制公司与从属公司之间的财产、账务等所花费的资金已经严重消耗破产财产时,可以引入实质合并制度,对控制公司与从属公司的资产以及债务进行合并处理,对其债权人适用同一比例进行清偿。唯有如此,才能体现公平保护破产债权人合法利益的破产法立法目标。

丁健^[5]（2011）在《民初农商部研究（1912-1916）》文中指出近代以来,随着中外交往的频繁,传统农商行政管理体制开始出现新的趋向。为了应付传统经济管理体制的不足,清政府增设了一些临时管理对外商务往来的行政机构,而商部的创设,则标志着中国第一个近代意义上专门管理全国实业的中央机构诞生。后来由于职权过于宽泛、经费不足而改为农工商部。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建立南京临时政府,为了促进全国实业的发展,设立了实业部,各省成立实业司。袁世凯当选南北统一的临时大总统后,临时政府迁至北京,袁世凯及其北京政府十分重视实业的发展,在清农工商部和南京实业部整合的基础上成立了农商部,起初分立为农林、工商二部。相较而言,清末商部、农工商部与之已不可同日而语。简言之,民初农商部建立在中华民国民主共和政治体制之下,而清末商部、农工商部却仍为封建君主专制政体服务；其次,民初农商部的创新精神也是清末商部、农工商部所无法比拟的。民初农商部的组建经历一个不寻常的过程,它是辛亥革命以来各方政治势力博弈的继续。其间虽然没有惊心动魄的公开大论争,可背后却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农商部成立后,自然就要发挥其组织领导和管理农工商矿各业发展的行政职能,这种职能是如何行使的呢?农商部发挥正常的农工商矿各业行政管理职能,既需要组织其所有职员的参与和协作,又需要一个合理的组织机构作为其运作的载体,还需要一定的经费作为其经济保障。只有三者同时具备,农商部才能够实现职权运作。农商部的职权运作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牵涉的问题很广,不仅需要农商部领导者有高瞻远瞩的眼光,现代化的施政理念,也需要中央、省、县职能部门的配合,更需要从事实业者之身体力行。其中,农商部内部的组织机构及其主要人事构成,则是农商部的灵魂和核心,组织结构是从宏观上而言,人事构成却是微观范畴,如果说组织机构是一架高速运转的机器的话,那么人事就是这台机器的具体操作者,就是中枢指挥系统。农商部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较强地适应了民初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其采用分科层治事的方式,分工明确,责有专人,是对传统模糊治事方式的扬弃,是政治制度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在人事构成方面,其拥有一支学历高、专业性强、年轻有为的官僚队伍,尽管民初农商部总次长更迭较为频繁,但参事和司长群体们却相对比较稳定。参事的稳定有利于农商部方针政策、法律制度的稳定,司长的稳定有利于农商部处理日常事务的连续性。而运作过程既是农商部职权的具体体现,也是评价农商部在民初经济发展中所起作用的重要砝码。它主要有三种运作方式：行政方式,法律方式,协作方式。为了促进民初实业的发展,农商部不仅制定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农工商矿各业经济政策,而且极力施行,取得了重大成绩,一时竟出现了被人们美誉的“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极大的促进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尽管其某些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还未能尽如人意,但我们不能以偏概全,从而抹杀其在民初经济社会发展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可惜的是,这种经济快速运转态势却因袁世凯的帝制自为而逐渐衰竭。

范矿生^[6]（2011）在《社会资本与近代企业 ——以中兴煤矿公司（1899-1938）为中心的考察》文中提出对近代中国企业而言,盈利与安全是它们面临的两大问题。对它们来说,无论是谋求利润还是确保资金及企业本身安全,都需要一整套保护产权的制度来加以保障。然而在近代中国,私人企业产权很难得到制度方面的保障。无论是军事报效,还是临时性勒捐,抑或是其他强制性手段干预,都使得近代企业产权受到损害。对于近代企业而言,如何寻求保护自身的各种社会力量支持,就成为关系到企业本身生存乃至发展的重大问题。在各方制度并不完善的旧中国,近代企业面临着政权的频繁更迭、政策的不断变动,要想在这一过程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只有同各种社会力量之间建构起持久稳定的合作关系。在这种合作关系中,双方互为扶持,共同发展,彼此让利而又相互收利,且不会轻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在学界,我们称这种联系为企业的社会关系网。通过种种手段的施展,近代企业逐渐建构起利于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各种社会关系网。这种社会关系网亦可以从“资本”的角度加以理解。根据西方社会学家布迪厄等人的观点,“资本”一词不仅局限于金钱,亦可以扩大到荣誉、地位。同理,“资本”也可以是一种社会关系。对于企业的社会关系网,我们可以把关系网的建构过程比作向整个社会进行关系投资的过程。在此基础上,企业建构关系就是进行投资,各种社会关系也因此成为一种资本或言凭借,这种资本能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实惠。而近代企业在向社会投放这些社会关系时,总是期望有所回报的,期望从这一过程中能够得到经济利益之类的物质实惠。“社会资本”这一概念的引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相较以往各种社会关系网研究,“社会资本”更加突出关系网背后隐藏的利益及期待回报的心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关于社会资本研究逐渐掀起热潮并取得不俗业绩,这也使得将这一概念引入历史研究领域变为可能。而近代企业所面临的具体社会环境,又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一概念诞生的土壤相符,亦使得这种概念移植成为现实。社会关系网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事例比比皆是,个案的考察变得很有必要。在此基础上,我们以山东峄县中兴煤矿为例,通过对具体个案的考察,来探究社会关系网对近代企业生存及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进而揭示社会关系网背后隐藏的利益诉求及其具体建构过程。

孙志茜^[7]（2011）在《全球经济复苏背景下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研究》文中指出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世界第五次并购浪潮,促使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企业有实力也有意愿选择顺应潮流、走出国门,投入到世界市场的竞争中。作为中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跨国并购为中国企业开启了广阔的视野和发展空间,更向世界开启了的一扇了解中国的窗口。而在2007年末爆发的一场金融危机,迅速蔓延到全球,造成了全球的一场经济大震荡。特别是“地震”的震中——欧美国家经济遭受到了致命打击,一大批老牌企业资产缩水,纷纷亏损,倒闭和破产。这为我国企业的低价收购提供了良好时机。虽然目前主要经济体已经基本走出危机的最低谷,全球经济普遍呈现复苏景象。相比金融危机前期,目前全球经济复苏背景下的资产价格已经有所回升,并购竞争日益激烈,条件也日益苛刻,但由于世界局势并未完全明朗,中国对海外资产的频频收购是对危机前期“延误”时机弥补的最后时机。然而由于发展历史尚浅、且中国经济体制当中固有的顽疾,使得中国企业的海外“试水”并没有想象中的顺畅。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成功率较低,且陷入一种高投入与低成功率的恶性循环,所以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对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能有一个全面、深刻和客观的认识。本文在简单介绍了研究背景和相关文献之后,首先,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现状出发介绍了目前我国企业海外并购“规模大、成功率低”的尴尬局势以及企业并购过程中形成的特点;其次,从驱动因素和制约因素两方面总结了影响企业并购决策做出的各种因素;再次,通过实证研究,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通过运用AHP层次分析法结合实例分析调查问卷结果,重新整合和验证了各决策因素的权重变化,并以此证明金融危机后,即经济复苏背景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决策的影响;最后,针对实证结果中企业对各因素的关注程度和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意见,构建支撑体系。

王红军^[8]（2010）在《清末民初思想界的黄远生 ——新闻撰述生涯及生平史实之考辨与补正附：《黄远生年谱》》文中提出黄远生是清末民初一位着名的新闻记者,是通讯文体的奠基人。对于黄远生及其思想,学者们已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并出版了不少值得借鉴的成果。然而,上述研究所依赖的材料主要是《远生遗着》,要重建基本史实,还有待发掘黄远生在当时报刊上发表的论着。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依据笔者搜集的散见于清末民初报刊杂志上的材料,包括黄远生发表的通信在内,辅以其他材料,主要采用实证的方法,对黄远生在清末民初三次学生风潮中的不同态度及原因、与马相伯和李盛铎的交往以及新闻撰述活动进行梳理,尤其关注其新闻撰述生涯,考察他“不偏不倚”思想的产生及实践。重新发掘的新的史料,主要通过笔者重新编写的“黄远生年谱”加以呈现。全文共分八章。第一章为导论,总结前人对黄远生研究的成就,指出有待挖掘的材料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第二章,讨论黄远生在清末民初浔溪公学第二次学生风潮、留日学生取缔风潮和京师大学堂预科生风潮发生时所持的不同态度及其变化的原因,从中展示蔡元培、杜亚泉、马相伯和李盛铎与黄远生之间的亦师亦友的关系。第三章,探讨他何时加入《时报》,在该报发表的通信和反响以及离开《时报》的情况。第四章,探讨他在何种情况下担任《申报》的驻京通信员,在该报发表的通信和反响、通信员业务的中止以及结束的情况。第五章,主要讨论他参与创办《少年中国》周刊的情况、在该刊发表的文章和反响。第六章,主要分析他担任《庸言》报撰述后却很少为该刊撰稿的原因,也涉及他接任主编后对该刊的革新、在该刊发表的文章以及停刊原因。第七章主要探讨他与《亚细亚日报》的关系,起初只是该报的读者和投稿人,后来担任其“评论撰述”,并曾担任该报辩护人的情况。而该报也非常关注他的言论和活动。最终因在变更国体问题上存在分歧,黄远生终止与其合作。第八章,综述黄远生的经历及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分析清末民初政治力量结构对其新闻撰述职业及命运的制约。通过分析,笔者认为,在清末民初,政治势力的结构是多元的,清政府、袁世凯群体、东南立宪群体、梁启超群体、孙黄革命群体、包括租界在内的外国在华势力等共同构成了这一时期的国内政治力量版图。不能说这一情况绝对有利于新闻撰述,但它的确提供了可资借助的条件,这是出现报刊史上繁荣时期的政治背景,也是黄远生从事新闻撰述并取得成就的重要条件。到了1915年,国内形成了复辟帝制和反对复辟帝制“两大阵营”,黄远生“不偏不倚”的思想和实践走入困境。

黄江华^[9]（2010）在《服务·信用·创新——爱国银行家陈光甫之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在哲学思辨和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取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综合运用历史学、经济学、统计学等多个学科的方法和知识,尝试对陈光甫一生的主要活动进行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力图探究民国时期中国最大的民营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发展轨迹,总结其成功之道,为当今民营企业、旅游事业的发展提供借鉴。对于陈光甫在抗日战争时期赴美谈判借款中所作出的贡献,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陈光甫是我国现代着名的银行家、外交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一生的主要成就是创办了民国时期最大的商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国第一家旅行社（中国旅行社）,以及在抗日战争期间代表国民政府赴美借款。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成立后,陈光甫以其独特的经营方式服务社会、诚信为本、不断创新。通过开办小额储蓄存款、推行对物信用借款、积极参与工业和农业放款等业务,使这家不入流的“小小银行”在极其复杂的形势下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民国时期最大的民营银行。不仅在国内银行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在国际金融界也享有盛名,陈光甫因此被称为中国最优秀的银行家。中国旅行社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附属机构,也是陈光甫生平中的一项重要的创新举措,它的创立标志着我国近代旅游业的开端。中国旅行社本着服务社会的精神,专谋旅客便利,不仅为国家挽回了一部分利权,还进一步推广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业务。中国旅行社的创立,不仅在中国金融发展史上独树一帜,而且在中国近代经济史和文化史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陈光甫也由此而成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界最杰出的代表之一。抗日战争时期,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陈光甫以特使身份赴美谈判。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他忍辱负重,凭借其良好的个人信用及人格魅力,争取国际援助,打开美国援华的大门。完成了非他不能胜任,他人无法替代的谈判任务,为争取国际援助及抗战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以一个商人的身份出使美国,虽非职业外交家,却完成了许多职业外交家所未能完成的使命。陈光甫以其良好的个人信用被国际视为中国国家信用的一个标志,他在谈判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和外交才能,以及取得的丰硕成果足以使其跻身于外交家的行列,陈光甫不愧为不辱使命的外交家。在新旧社会交替的关键时刻,由于阶级的局限性和出于对共产党的疑虑,以及无法割舍的国民党情结,陈光甫未能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和时代的召唤,最后选择了国民党,在政治上“押宝”失误,以致被历史所遗忘。陈光甫作为旧中国最成功的银行家,他的成功之道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他提出“服务社会”的理念,讲究“稳健、诚信和创新”的经营方针,实行严格、高效的管理方法,为我们当今改革开放下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经营和发展提供借鉴；为当前金融危机下,企业如何生存、发展总结出经验教训。服务、信用、创新不仅是经营企业的成功之道,也是从事一切事业的成功之道。

二、同受南方证券拖累两公司境遇迥异（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同受南方证券拖累两公司境遇迥异（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当代艺术品市场及大陆个体收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近代中国商会理案制度研究 ——以苏沪为中心（1902-1927）（论文提纲范文）

（3）王道与霸道：涩泽荣—对华态度与交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关联企业破产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民初农商部研究（1912-1916）（论文提纲范文）

（6）社会资本与近代企业 ——以中兴煤矿公司（1899-1938）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7）全球经济复苏背景下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清末民初思想界的黄远生 ——新闻撰述生涯及生平史实之考辨与补正附：《黄远生年谱》（论文提纲范文）

（9）服务·信用·创新——爱国银行家陈光甫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同受南方证券拖累两公司境遇迥异（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当代艺术品市场及大陆个体收藏研究[D]. 姜黎黎. 中央美术学院, 2012(10)
• [2]近代中国商会理案制度研究 ——以苏沪为中心（1902-1927）[D]. 刘承涛. 华东政法大学, 2012(11)
• [3]王道与霸道：涩泽荣—对华态度与交往研究[D]. 金东. 华中师范大学, 2011(05)
• [4]关联企业破产法律制度研究[D]. 邢丹. 吉林大学, 2011(08)
• [5]民初农商部研究（1912-1916）[D]. 丁健. 陕西师范大学, 2011(10)
• [6]社会资本与近代企业 ——以中兴煤矿公司（1899-1938）为中心的考察[D]. 范矿生. 复旦大学, 2011(12)
• [7]全球经济复苏背景下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研究[D]. 孙志茜. 河北工业大学, 2011(07)
• [8]清末民初思想界的黄远生 ——新闻撰述生涯及生平史实之考辨与补正附：《黄远生年谱》[D]. 王红军. 复旦大学, 2010(12)
• [9]服务·信用·创新——爱国银行家陈光甫之研究[D]. 黄江华. 中央民族大学, 20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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