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文物修复人才培养——全国文物修复工作者统计

一、谈文物修复人材的培养——全国文物修复工作者统计实况（论文文献综述）

祝勇^[1]（2021）在《故宫文物南迁》文中提出第一章抬着棺材找坟地:烽烟南渡一、山河已然破碎,故宫何谈完整1931年9月19日早上九点,时任故宫博物院秘书长的李宗侗先生像往常一样走出北京南城丞相胡同的家门,乘一辆洋车前往故宫博物院上班,过顺直门1,听到路边叫卖号外的声音,他让车夫停车,买了一张报纸。上面的大字标题,让他悚然一惊。2

区少铨（Au Siu chuan）^[2]（2019）在《民办教育在香港 ——东华三院教育研究》文中提出创建于1870年的东华医院,是香港历史最久远及规模最大的慈善机构,设立医疗服务、教育服务及社会服务。至2017年,东华三院在全香港设有超过300个服务单位,雇员人数逾一万名。自1880年开始在香港提供教育服务,在香港共设有52所学校,包括专上院校、中学、小学、幼儿园,以及特殊学校的完整教育体系,为香港最具规模的办学团体之一。东华医院成立初期至二十世纪初一段长时间内,曾一度是华人社会的权力中心。东华医院的董事集中了香港社会上举足轻重,及具有名望的华人绅商,属于士绅阶层的东院董事,经常负起排解纷争、维持地方秩序的责任。英政府亦乐意透过东华医院来维持华人的社会秩序。东华医院故此一直有特殊的社会地位,直至二次大战之后,方才日渐减退。本文以东华三院（The Tung Wah Group of Hospitals）兴办教育的过程及其教育服务的变迁为例子,探讨民间非牟利组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在香港社会经营教育服务的态度及实况。本文通过研究香港政府对东华教育服务的扶助及干涉的情况下,东华如何扩大其服务范围,改变课程和教学,由塾馆演变为现代化的多元教育机构。本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是简介东华三院的历史发展,概括说明从广福义祠至建立东华医院,以及三所医院联合组织成“东华三院”的历史背景。东华三院除赠医施药外,更同时兼及社会福利服务,东华总理在不同的阶段,开展的社会服务皆有不同特色,救济范围广及国内外同胞,也反映了东华三院和港英政府、中国政府、海外华人的互动情况;第二章是说明东华兴办教育的第一阶段,东华自1880年利用文武庙捐款收益从事教育服务,创办第一所义学,从私塾形式扩展至现代化的小学,为贫苦学生提供免费教育的发展过程,其间义学在课程及管理上皆改了重大的改革,进而与另一历史悠久机构香港乐善堂义学作横向比较,以分析东华教育在当时发展的水平;第三章是叙述东华教育发展的第二阶段,战后东华三院全面恢复教育服务,及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东华三院配合政府的发展步伐,着手开办中、小学、幼儿教育及特殊学校,发展正规和系统化的教育服务。到了 1997年,东华三院的教育进入了第三阶段,在配合政府的教育政策的前提下,学校课程及活动上皆有不同的调适,而且发展了东华三院的德育课程,以建立“东华人”对国家及办学机构的归属感。东华三院亦与时并进,配合社会的转变和市民的需求不断改善及扩展包括大专等各项教育服务;影响东华三院教育发展的因素很多,政治的影响及“东华人”精神尤其是突出的方面,东华三院与港英政府、特区政府、香港社会的互动上,皆有超越其他办学团体的优势;东华学校重视价值教育,品德培养,因此栽培了众多出色的毕业生,这些“东华人”反映了“东华精神”,在香港各行各业均发光发亮。研究显示,东华教育事业的发展对民办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从办理学校的经过观之,东华在经费取得、学校的管理、发展策略与政府的交涉,均有其成功之处,总结东华成功从传统民间慈善机构转型为现代化的多元办学机构的成功经验,能为中港未来民办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资参考的模式。

陈亮^[3]（2019）在《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经济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甘青民族走廊地跨甘肃、青海两省,这里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结合部,也是我国重要的多民族聚居、多宗教共存的区域,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明清以来,在甘青民族走廊内生活着汉族、藏族、蒙古族、土族、回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等民族,本区域更成为汉文化、伊斯兰文化、藏传佛教文化的交汇之处。鉴于其特殊的地理区位及民族多元格局,受到明清历任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明清政府通过对本区域实施有效控制与管理,使其从“边疆”渐成“腹地”,与全国各地的联系日益紧密。持续不断的经济开发推动了甘青民族走廊内的人口、农牧业、工商业的发展,并对域内的社会结构、风俗习惯、文化教育等产生极大影响。人口的增长和流动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明初,国家从战略地位的高度对甘青民族走廊进行开发与建设,卫所体系的建立不仅为明朝奠定坚实的军事保障,也意味着一场声势浩大的移民运动。大批迁入的戍边将士既促进了人口增长,也有力推动了域内的经济开发。明末清初,甘青民族走廊内战事频仍,人口损耗极大,至康熙中后期,随着政局稳定及社会发展,人口迅猛增长,外来人口的涌入以及人口的自然增殖使甘青民族走廊内各地的经济开发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同治之后,本区域爆发多次反抗清朝统治的战争,不仅造成大量人口伤亡,也严重阻滞了经济发展。农业开发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入明以来,出于军事战略的考量,明廷实施以屯田为基础的屯卫制度,向西不断拓展的农业开发不仅巩固了西部疆域,也开启了区域农业一体化的进程。有清一代,各族百姓在明代农业开发的基础上,展开更大规模的垦地运动。此时段内,土地开垦不再集中于平地与川地,山地、坡地皆试种杂植,土地开发程度再创历史新高。在汉族农耕文化的影响下,各少数民族逐渐弃牧业农,这不仅确立了农业经济在本区域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主导地位,也改变了域内的民族格局。随着屯田的开发,小麦的分布区域日益扩大,最终在甘青民族走廊内形成小麦种植区与青稞种植带,而这条农业种植带往往也是汉族与藏族的分界线。清中后期,高产农作物与经济作物的引种与推广、生产技术的进步、水利设施的兴修,均促进农业不断发展,并为工商业的发展奠定基础。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本区域工商业也取得一定发展。首先,在丰富原材料的基础上,明清时期本区域传统手工业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而晚清之际,近代机器制造业的萌芽开始出现,域内呈现出传统手工业与近代大机器生产并存的场景,尤其是近代工业的出现对地域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其次,明清时期本区域的商业逐渐从明代的链条式经贸模式由向清代的区域贸易圈转变。明朝政府主导的“茶马贸易”与“朝贡贸易”构成与内地交往的经济链,其在推动各民族经济交流的同时,也强化了彼此间的政治、文化交流。入清以来,随着农业化的纵深发展和商业通道的繁荣,甘青民族走廊逐渐成为全国性市场体系的一部分,在民族贸易的推动下,不仅出现专业化的商品市场,也兴起多个颇具影响的民族贸易市镇,最终在清中期形成以甘青民族走廊为依托的区域贸易圈。持续性的经济开发使地域社会在多个层面产生变化。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力量不断渗透,推动了本区域行政建置的发育进程,原本归属土司或寺院管理的土地及人口逐渐处于国家管辖之下。宗族作为基层社会重要的民间组织形态,其形成与地域经济发展密不可分,并成为维护乡土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此外,随着民族贸易的兴起,部分农业人口开始转移至工商领域,商人与手工业者阶层不断壮大。明代的屯田开发为甘青民族走廊植入新的社区,屯堡、铺舍、营等错落分布于民族交汇区域,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多民族共处的分布格局。随着区域经济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得以改善,衣食内容更为多元,城乡生活日益丰富,而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使奢侈之风逐步在各地蔓延。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发展也使明清时期的文化教育较前代多有建树,中央政府不仅设置大量官学、书院、社学,还在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开办义学等,凸显出独具地域特色的民族性及多元性。本文选择甘青民族走廊这一具有内在关联性的人文地理区域为研究范围,以明清以来甘青民族走廊经济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从而分析自然、人文及历史因素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与制约作用,同时分析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存在的内在联系。这对于深入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实现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惠毅^[4]（2014）在《论电视传媒在西安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文中提出西安拥有丰富多彩、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它们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是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近些年来,在现代化进程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的影响下,我国的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威胁。因此,怎样在更为广泛的程度上保护文化遗产和传承文明的记忆,现已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电视作为最大众化的传媒手段,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日渐凸显,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本文从文化遗产的概念入手,深入分析其分类和特征,并对西安市的文化遗产资源概况进行了梳理,探讨了国内外电视传媒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措施和经验,分析电视传媒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不足,并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本文的主要内容包括：1.在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介绍的基础上,阐述本文研究背景、意义、方法和思路。2.讨论文化遗产的概念、分类、特征,梳理了西安市的文化遗产资源情况。3.从行政、法律和公众参与三方面论述了西安文化遗产保护的成效以及存在的问题。4.论述电视传媒的发展及特点,总结国外电视传媒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经验,梳理了国内电视传媒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具体表现形式,分析总结电视传媒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5.分析电视传媒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不足,表现在目前还存在着缺乏专业人才、开放意识不够、深度发掘不够、宣传报道急功近利、报道机制不规范和资料保管不力等问题。6.针对电视传媒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不足,提出优化人才队伍、建立宣传专项资金、政府成立专门机构、开辟专栏或专业频道、规范新闻报道机制、完善资料库等相应的对策。7.运用公众考古学理论,结合西安市文化遗产保护的具体情况,对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胡志刚^[5]（2014）在《梁思成学术实践研究（1928-1955）》文中研究说明梁思成是近代中国最着名的建筑学家之一,其学术实践活动涉及建筑史研究、文物建筑保护、建筑教育、建筑设计、城市规划、艺术史研究等多个领域,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堪称一代宗师。1930年代,梁思成以中国营造学社为学术平台,全身心地投入到学术实践之中,在开创性的古建筑调查与研究中,逐渐理清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脉络,其多项研究成果赢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赞誉。新中国成立前后,梁思成积极参与新政权创建工作,编制《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审定国歌、国旗方案,组织设计国徽,这些活动不仅使梁思成得以充分发挥其学识和能力,而且赢得了新政权的信任。进入1950年代之后,梁思成积极参与国家建设,在北京城市规划、文物建筑保护、探索建筑的民族形式实现路径等领域表现出了一名学者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前瞻意识,并努力构建以“梁陈方案”为中心的北京旧城保护及未来发展范式,但由于其观点不被新政权所认可,其学术思想亦受到质疑与批判,学术实践屡遭挫折,在不断的自我反省与学术批判中逐渐失去学术话语权,亦失去学术研究的活力和创造力。1955年之后,梁思成基本上再未开展大的创新性的学术实践。梁思成一生还创办了两个大学的建筑系,即东北大学建筑系和清华大学建筑系,是近代中国建筑教育的开拓者,其对建筑教育的理解和改革,对中国建筑人才的培养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本文以1928年至1955年期间梁思成的学术实践为研究对象,重点讨论5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梁思成与中国营造学社研究,研究重点是梁思成与中国营造学社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的关系,中国营造学社转型的过程及典型做法,梁思成及中国营造学社在古建筑研究领域取得的成就；二是梁思成与近代中国的高等建筑教育,研究重点是梁思成早期建筑教育思想,建国前后梁思成的建筑教育理念变革及实践；三是梁思成与新政权的创建,研究重点是梁思成对新政权的选择及其政治参与意识的转变,梁思成与新中国国歌、国旗方案的审定和国徽、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四是梁思成与新中国的城市建设与文物建筑保护,研究重点是梁思成与北京城市规划及北京文物建筑保护；五是梁思成与建国初期的建筑民族形式问题,研究重点是梁思成“大屋顶”建筑理念的转变。

荣山庆二（Sakayama Keiji）^[6]（2013）在《日本文物建筑保护及维修方法研究 ——并浅述中国保护现状》文中指出本文主要论述日本文物建筑的保护修复，并切入中国的古建筑修复制度与方法，作概说及论述。日本于19世纪中期开始颁布文化保存相关法律：明治四年（1871）《古器旧物保存方》、明治十三年（1880）年《古社寺保存金》、明治三十年（1897）《古社寺保存法》制定法律，昭和四年（1929）《国宝保存法》、昭和二十五年（1950）发布了完整的《文化财保护法》；而中国则从清末开始重视文物建筑的保护，民国19年（1930年）发布了《古物保护法》，50年后,于1982年颁布了《文物保护法》。论文以日本的维修准则的变化谈起，涉及技术概况、修复资财以及自古以来的工匠传承、现代的训练方式、发展到保存活用、历史的环境保存方法等内容，进而得出结论。作者在日本从事文物建筑维修工作，并且编写了数册修复报告书，了解日本方面的体制与维修操作方法，并据此论述日本的文物建筑修复方法。除了维修实例、制度上的论述外，材料的确保,维修事业人才培养也是重要的环节，也作详细的说明。文物建筑在修复环节上，设计监理是最重要的。另外维修调查的方法及调查细部的论述，古材的判断方法与榫口接榫式样,古式建筑原样的分析方法也在论文中说明。保护事业亦然不能忽略保护原则，日本与中国同样追求复古与“修旧如旧”的原则。本论文在历史建筑修复保护的论述上以日本为主，中国为辅，特别在后章具体例举说明日本的史迹整备方法，各具备代表性大型修复现场作概述。其中涵盖了数栋亲自修复文物建筑的详细现状变更的资料，作为中国方面提供参考的思路。

郑红^[7]（2012）在《潮州传统建筑木构彩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广东省潮州地区的社群，由于种种地理、历史、气候与生产因素，孕育出别具特色的文化，表现在其文化遗产如方言、习俗、传统建筑和装饰工艺之上。本文研究的是潮州地区的丰富而真实的传统民间建筑彩画，期望通过记录这些尚存的物质实证和活着的营造工艺，填补我国地域建筑彩画的资料，并探讨我国民间彩画的保护及未来持续发展的路向。本文第一章将会确立本文研究的理论构架。首先会论证潮州彩画是一个有研究价值的完整文化体系，而非堆杂而成的元素，并展示本文的学术目标、创新点和现在学界对建筑色彩画像及区域民间文化的研究现状，以便建立本文的研究基础。本文第二章将确立“潮州”、“传统建筑”和“木构彩画”这三个基本概念的范围。首先“彩画”一词的定义在每代、每地均不断转变，笔者参照历代官式传统及其他地域建筑彩画研究的定义，依据实际情况概括出最吻合潮州传统范畴的“彩画”概念。然后分辨“古建筑”、“文物建筑”、“历史建筑”和“传统建筑”等概念，以确认本文研究的范围是个有学术价值的本体。最后，笔者尝试从历史缘由、地理环境、民系形成等因素思考何谓“潮州”文化，并据此选出最适合于研究潮州建筑彩画系统的时代及地域界限。建筑彩画并不是纯艺术，而是设计，也就是说它的存在与所有其他建筑元素一样，必须为某些社会功能而服务。第三章是潮州彩画的艺术设计讨论，笔者根据潮州当地观念，把建筑按社会功能分为住宅、宗祠、宫庙和佛寺四类。从空间的布局设计及精神功能方面解释每类建筑相应的彩画位置、题材、用色、及构图关系。任何建筑行为，不管其美学思维或信念祈望如何，如果没有客观的物理性质、操作制度、物料资源和技术水平的支持，都不可能成立。本文第四章是论证潮州彩画的科学性，即其工艺技术的客观因素及施工技法的讨论。彩画必须依附于木构件上，所以第一节先剖析潮州建筑构架普遍使用杉木的缘由及性质，从而解释杉木对彩画的选料和施工技术带来的挑战。此外，建筑上的色彩图纹，除了水质和灰质外，主要以胶质（例如用漆）或油质（例如用桐油）两种方法施就，因此本章在接下来的几节分别对潮州传统推漆画工艺和桐油画工艺作出调查和分析，包括背景沿革、发展现状及保护技术等。本论文的最后一章探讨潮州彩画的保护和持续发展的可行方向。本章先将潮州传统彩画作为历史文化实体，而寻找有效而实际地保存或修复这些遗迹的政策、取向、措施和技法，作为当地建筑保护项目不可缺少的部份。而另一方面可以视建筑彩画为非物质遗产，从而研究可持续发展其艺术表达手法和工艺技术的问题。最后，探求潮州传统彩画的艺术及技术给建筑设计带来的启示，以及如何借着展示及诠释潮州彩画的文化价值来推广公众对中国建筑或地域传统之欣赏，从而让潮州彩画为我国文化作出更大贡献。

张国超^[8]（2011）在《我国文化遗产社会教育的方式及政策研究》文中指出公众参与是新时期我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提升是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内因。提升广大公众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则主要通过文化遗产社会教育。因此,研究文化遗产社会教育的方式及政策,对促进我国文化遗产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探讨文化遗产社会教育的概念、目的、目标和策略,总结国际文化遗产社会教育的经验,提出了我国文化遗产社会教育的方式,并对这些教育方式的效果进行的评估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构建了我国文化遗产社会教育政策,从而为政府有关部门决策提供理论参考。除绪论部分对研究现状及思路与方法进行回顾,以启发研究动机之外,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以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趋势为线索,分析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引出开展文化遗产社会教育的必要性,并就我国文化遗产社会教育的概念、目的、目标、策略进行分析。第二章,考察了国外发达国家文化遗产社会教育的发展历程和基本经验,为研究我国文化遗产社会教育方式提供借鉴。第三章,从博物馆教育、遗产旅游教育、公众考古教育等三个方面梳理我国文化遗产社会教育的方式。这三种教育方式持续发挥着提升公众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重要作用。第四章,在文化遗产社会教育理论依据的指导下,构建文化遗产社会教育效果评估体系,然后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对我国文化遗产社会教育的效果进行评估。第五章,从建立文化遗产信息公开制度、降低文化遗产景区门票、真正落实文化遗产素质教育目标和加大文化遗产管理单位的投入力度等四个方面来构建我国文化遗产社会教育政策。在结论中,本文仅对公众参与我国文化遗产事业的内因——如何提升公众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进行了研究。公众参与我国文化遗产事业的外因研究将成为未来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归纳起来,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首次界定了文化遗产社会教育的概念及内涵；系统梳理了国外文化遗产社会教育的基本经验；采用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构建了我国文化遗产社会教育效果评估体系；构建了我国文化遗产社会教育政策。

董丹^[9]（2011）在《中日博物馆理论与实践比较研究 ——以博物馆展览、教育、修复为例》文中提出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友好交往的历史源远流长。两国博物馆无论从文化渊源角度,还是从博物馆发展轨迹来看都有诸多相似之处。但是,在相似的外表下也存在一些不为人知的明显的差异。近年来,伴随着博物馆社会职能的转变,无论是公众教育、还是媒体赞助文化展览活动等等,日本皆走在博物馆发展前沿,形成其鲜明的特点,成为可以供我们参考和借鉴的对象。而相对而言,日本对中国博物馆界的熟知程度要远远超过中国对日本博物馆界的了解程度。在现今中国博物馆面临新的发展机遇的前提下,我们有必要了解和借鉴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博物馆界的经验。本文选取了中日两国存在较大差异,亦或说日本博物馆中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的,博物馆职能中的展览、教育和修复三个方面进行比较研究,对日本博物馆界这三方面的实践经验进行分析、总结、并加以深度剖析,必要时举例说明。旨在为中国博物馆界提供第一手资料,希望能够借他山之石,学习值得我们借鉴之处,取利去弊,为我所用。

马炳坚^[10]（2003）在《谈谈文物古建筑的保护修缮》文中认为本文针对当前我国文物古建筑修复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结合我国古建筑的特点及其修缮规律,就文物古建筑的保护修缮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文物建筑修复必须遵循"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不能用"修旧如旧"的提法取而代之;修缮方针的制定要从我国文物古建筑的实际出发,不能不加分析地照搬西方的做法;保护修缮的目的是使文物古建筑益寿延年,永传后世,应当使建筑永葆健康状态;应当辨证地看待文物修复中必要的构件更换问题,不能不加分析一概反对;搞好古建筑修缮,关键是要解决好材料和技术问题;我国当前以企业为主体,采用招投标手段,以价廉为首要目标选择文物古建筑修缮队伍的机制不符合文物古建筑修缮的基本要求,应当调整改革。

二、谈文物修复人材的培养——全国文物修复工作者统计实况（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谈文物修复人材的培养——全国文物修复工作者统计实况（论文提纲范文）

（1）故宫文物南迁（论文提纲范文）

（2）民办教育在香港 ——东华三院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经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论电视传媒在西安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5）梁思成学术实践研究（1928-1955）（论文提纲范文）

（6）日本文物建筑保护及维修方法研究 ——并浅述中国保护现状（论文提纲范文）

（7）潮州传统建筑木构彩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我国文化遗产社会教育的方式及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日博物馆理论与实践比较研究 ——以博物馆展览、教育、修复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四、谈文物修复人材的培养——全国文物修复工作者统计实况（论文参考文献）

• [1]故宫文物南迁[J]. 祝勇. 当代, 2021(04)
• [2]民办教育在香港 ——东华三院教育研究[D]. 区少铨（Au Siu chuan）.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3]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经济发展研究[D]. 陈亮. 兰州大学, 2019(08)
• [4]论电视传媒在西安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D]. 惠毅. 西北大学, 2014(04)
• [5]梁思成学术实践研究（1928-1955）[D]. 胡志刚. 南开大学, 2014(04)
• [6]日本文物建筑保护及维修方法研究 ——并浅述中国保护现状[D]. 荣山庆二（Sakayama Keiji）. 清华大学, 2013(01)
• [7]潮州传统建筑木构彩画研究[D]. 郑红. 华南理工大学, 2012(05)
• [8]我国文化遗产社会教育的方式及政策研究[D]. 张国超. 华中师范大学, 2011(05)
• [9]中日博物馆理论与实践比较研究 ——以博物馆展览、教育、修复为例[D]. 董丹.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1(04)
• [10]谈谈文物古建筑的保护修缮[J]. 马炳坚. 建筑史, 20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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