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达姆悲剧就是这样造成的——从两伊战争大国因素看

一、萨达姆的悲剧是这样酿成的——从两伊战争中大国因素的角度看（论文文献综述）

苏闻宇^[1]（2019）在《土耳其周边外交的特征与演进逻辑》文中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思考周边问题、开展周边外交要有立体、多元、跨越时空的视角。总书记的这句话对周边外交研究具有十分深刻的启示性意义:“周边”不同于一般“地区”,除了自然地理含义外,还包含历史、文化、观念等方面的要素,因此周边外交的确需要从“立体、多元、跨越时空的视角”进行研究。基于此,本文重点借鉴了“分析折中主义”理念与方法,通过对土耳其周边外交进行“历时”与“共时”两个维度的综合分析,初步揭示出了土耳其周边外交的特征与演进逻辑,进而也为周边外交研究提供了一些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思考。分析折中主义是一种“试图辨析、转化并有选择地使用不同理论和叙事中的概念、逻辑、机制、解释等要素的研究方式”,这种研究主张以实质性问题为导向,通过发现多重理论及现实逻辑间的复杂关联与互动,构建出一套解释具体经验现象的中观理论框架。这里的中观理论主要具备两大特征:一是跨越范式,即吸收不同理论范式中相关分析机制与要素,从有机结合而非机械叠加的多维路径,对实质性问题进行研究;二是,既不寻求构建普遍适用于解释其他问题的通则性模式,也不是某种单一的特殊性叙事,其目标在于力图发现可以解释一组有限但却相似情景中存在的因果机制。这两大特征恰恰符合对土耳其周边外交特征与演进逻辑的探析。一方面,土耳其周边外交问题的内涵复杂、要素众多,并非一种范式所能周全;另一方面,土耳其周边外交的特征明显,据其一系列经验现象所建构的解释框架,不可能成为具有普适性作用的分析理论,但从“帝国继承者”、“文明结合部国家”、“地区大国”等属性来看,对土耳其周边外交的研究框架,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解释相似国家周边外交的特征与演进逻辑,比如伊朗和俄罗斯。一国周边外交的特征与内在逻辑,自然离不开其周边系统的基本特征。土耳其周边系统具有很强的历史与地缘结构特征:从历史角度看,土耳其周边主要形成于奥斯曼帝国时期,土耳其的今之邻邦,很多都曾属于帝国边疆,因此奥斯曼帝国很多“有形”（土地、民族、资源等）和“无形”（帝国意识、治理经验、外交传统等）“遗产”都深刻地影响着现代土耳其的周边外交;从地缘结构来看,土耳其位于“文明结合部”,除了具有较为复杂的国家身份认同外,还易受到来自外部力量的干扰,因此国际（包括域外大国）、地区和国家三个层面的诸多要素,同样是左右土耳其周边外交的巨大力量。由此可见,对土耳其周边外交的研究的确离不开从“历时”和“共时”两个维度的考察,至少需要跨越并整合“历史主义”和“结构主义”两大范式,才能较为全面和深刻地分析出土耳其周边外交的特征与演进逻辑。在“时”（历史）、“空”（周边结构）二维视角下,本文从“奥斯曼帝国衰亡”、“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到冷战结束”、“后冷战时代”等三个历史时期,对土耳其周边外交进行梳理及分析。初步总结出土耳其周边外交的三大特征:一是“帝国历史”总是或强或若地体现在周边外交过程中,帝国遗留的诸多“遗产”,既可成为土耳其周边外交进程中的“助推器”,也可成为“绊脚石”;二是土耳其在周边外交中所展现出的“帝国意识”（或者“大国心态”）的强弱,与某一时段的周边结构存在密切的关系;三是土耳其的周边外交具有较强的“主体性意识”,在此基础上,则表现为独立自主和灵活多元相结合的周边外交风格。最后,本文同样在“时”、“空”二维视角下,又对土耳其、伊朗和俄罗斯的周边外交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这三国虽在周边外交的具体内容方面存在很多差异,但基于相似的历史和地缘环境,它们的周边外交特征还是具有一定共性的,尤其是上述三个特点也基本符合伊朗和俄罗斯的周边外交特征。本文的结论有二:一、分析折中主义以跨越范式、建构中观理论框架为研究路径,在探索一国周边外交的特征和演进逻辑方面,是比较科学、合理,且有一定的解释力;二、作为像土耳其这样拥有“帝国历史”、且处在“文明结合部”的一类国家,由于受到“时”、“空”影响,周边外交往往处在较强的“主体性意识”与复杂的“周边系统”不断冲突与协调的状态,突出表现为“强势”与“灵活”并举、“独立”与“多元”并存等特征。

刘智利^[2]（2018）在《建构主义视角下的中国国际责任研究》文中提出国际责任是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承担的与其身份相称的对外义务。作为国际社会中的成员,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负有一定的责任:遵守国际规范,维护国际准则,履行国际义务。纵观近现代国际关系史,可以发现一项基本事实,即一国领导能力必然伴随着国际责任的内在要求和外在需要。一个国家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过程中,一方面需要以国际责任为切入点,通过适度承担国际责任,实现其国家利益;另一方面需要通过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帮助国际社会解决实在问题,来赢得尊重和获取认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伴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的国家实力和影响力显着提升,己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伴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国际社会对中国报以更高的期待,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呼声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国家希望中国能够为事关人类发展与安全重大问题的解决投入更多力量,贡献更多智慧。”于是,“中国责任论”随之出笼并兴起。“中国责任论”既反映出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合理期待,同时也反映出了某些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疑虑和担忧。美国等西方国家希望中国承担它们给中国开列的责任清单,一方面希望通过责任来约束和限制中国,引导中国融入西方主导的体系,防止中国走西方大国崛起的老路;另一方面则试图通过让中国承担责任,为其作为世界霸主需支付的成本买单,甚至试图让中国承担大量超出自身能力的责任,从而达到“累垮”中国的目的。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责任需求在其整个对外战略中（包括外交战略、经济战略和安全战略）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中国试图通过承担国际责任,自然而然地实现国家利益,分享国际权力,从而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和地位,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从“负责任大国”概念的提出,再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无不表明中国责任意识的凸显以及中国对责任需求的重视。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界对中国的期待,中国摒弃“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提出并不断充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既体现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责任态度,更展示了中国对人类命运的担当精神。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需要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化作务实行动。随着中国的崛起及其大国地位的确立,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承担什么样的国际责任,正受到世界的普遍关注。履行国际责任不仅是国际社会对日益崛起的中国的外部需要,也是中国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国际责任犹如一把“双刃剑”,处理得不好就会掉入西方国家精心设计的“中国责任论”的陷阱;相反,处理好了则有助于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减轻国际上对中国崛起可能构成的威胁的担忧,成为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国际责任问题日益成为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议题。在此形势下,中国开始从国家战略的高度看待国际责任问题,不仅从宏观上做出了系列部署,而且从微观上也出台了一些具体的政策。同时,学术界也加大了对中国国际责任问题的研究力度,涌现出了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但是,大部分学者只是就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现状、内容与范畴、遵循原则等具体问题进行就事论事的分析,大量的研究更是集中在对“中国责任论”的批判与评析上,鲜有从宏观的视野和大历史的眼光来研究中国国际责任问题的。换言之,学界缺乏对中国国际责任问题的历史考察、比较分析和战略研究。作为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崛起中大国,中国若要通过承担国际责任,实现国家利益的同时又很好地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就必须首先回答下述问题,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具体表现如何?其遵循了何种主导逻辑?在承担国际责任的历史过程中,积累了哪些历史经验?当前中国承担国际责任面临哪些挑战?未来中国承担国际责任应如何作为?本文基于建构主义的理论视角,运用建构主义的身份理论,采用历时性的研究维度,以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为主线,沿着国家身份建构国际责任的主导逻辑,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研究。本文的基本内容除导论外设计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建构主义的理论视角出发,分析了国家身份与国际责任之间的关系,认为国家身份建构国际责任,为全文设定了主变量并搭建起了论文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第二至第四部分,以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关系为研究主线,考察了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新世纪以来三个时期内,中国国家身份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国际责任观及承担国际责任行为的相应变化;并在每个历史时期,选取典型案例进行实证性分析研究。第五部分,基于对中国国际责任的理论研究、历史考察以及案例分析,阐述了中国承担国际责任所积累的历史经验、面临的主要挑战以及未来应如何作为。本文基于对国际责任问题的理论分析和历史经验考察,主要阐述和论证了以下观点:第一,观念建构身份,且身份本身暗含物质性因素的假定。本文综合温特为代表的“温和建构主义”与江忆恩为代表的“国内建构主义”的身份理论,搭建了结构一一单元模式的身份研究模式,认为体系层次的国际体系文化结构和单元层次的国家战略文化这两个层次的变量均对国家身份的形成具有建构作用。而且认为,建构身份的观念并非凭空产生的,物质实力对比的变化通常是观念变化的先导,物质性因素的变化往往构成观念因素发挥作用的先决条件。因此,身份这一变量本身就包含了物质实力的假定。第二,国家身份与国际责任之间存有相互影响、相互建构的双向互动关系。国家身份界定国际责任,国家承担国际责任的行为反过来又对国家身份的塑造产生一定的影响。国家身份和国际责任之间并非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一种建构关系,或曰构成性关系。第三,中国国际责任观的变化遵循了国家身份建构国际责任的主导逻辑。改革开放前,中国作为“国际体系的挑战者”,担负“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反对霸权主义和推动世界革命的国际责任;改革开放后,中国作为“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担负加强自身发展和稳定、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国际责任;新世纪以来,作为“国际体系的维护者、建设者和贡献者”,中国开始强调做“负责任的大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不断发展自身的同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也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展现了其负责任的态度。第四,中国承担国际责任面临多重现实挑战。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多重身份的困惑、自身国情的复杂性、制度创新和建设能力不足等诸多挑战均对中国承担国际责任带来掣肘,从而影响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施展身手。第五,中国应妥善应对各种挑战,积极承担与身份相匹配的国际责任。中国需要冷静对待“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新殖民主义”以及“锐实力”等各种论调,继续积极作为,不断发展强大自身以更好地承担国际责任,不断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王程^[3]（2017）在《中东地区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及其问题分析》文中研究表明自一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发生以来,中东国家不仅没有实现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反而政治局势更加动荡,现代化发展止步不前。2014年,伊斯兰国的崛起,使全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中东。中东问题十分复杂。它交织着国内国外矛盾、政治发展矛盾、宗教矛盾和民族矛盾等。本文选择从民族国家建构的视角研究中东局势反复动荡的原因。首先,结合理论和历史,廓清民族国家概念的内涵,提出民族国家建构的一般形态,即在国家建设方面,建立稳固的主权国家,强化国家认同;在政治发展方面,实现民主转型;在经济方面,推动民族国家经济的发展,建立适合本国国情的市场经济制度;在社会层面,实现社会的分层化、平等化;在宗教方面,推动宗教改革,实现政教分离。其次,选择中东地区伊拉克、巴列维时代的伊朗和土耳其三个世俗国家进行研究。一方面借助文献回顾法,梳理三国的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增强对三国民族国家建构历史进程的了解;另一方面借助案例研究法,对三个国家展开对比分析,剖析土耳其民族国家建构取得成功的原因。最后,从民族国家建构一般形态的五个层面入手,具体分析案例国家存在的问题,即始终未能消除宗教在世俗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始终未能建构一个对内至上、对外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始终未能形成有效的国家治理能力,进而导致了政教关系不清、部族和教派矛盾突出、国家认同缺失、国家治理能力低下、跨国极端宗教组织活动猖獗、民众政治参与非理性色彩浓厚、民众与世俗政权对立等问题。因此,应实现政教分离,推动政权的世俗化;化解部族、宗教和双泛主义的影响,强化国家认同;以民众满意为标准,强化国家的治理能力,合理满足民众的政治参与诉求;走具有本国特色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之路,推动经济、文化、政治的现代化。唯有此,才能实现中东局势的稳定。

谷力峰^[4]（2016）在《两伊战争战略战术的演变及其影响研究》文中认为两伊战争期间两伊双方在不同时间段采用了不同的战略和战术,两伊战略战术的演变对战争进程和战争结果产生了重要和直接影响。战争不仅给双方造成了惨重的人员伤亡,同时也带来了高昂的经济损失和长久的心理创伤。双方战略战术的变化是导致两伊损失严重的主要原因。本文主要讨论两伊战略战术的演变及其造成的影响。全文分为五章,第一章为两伊战前宣传战。虽然1980年9月22日两伊才正式爆发战争,但在这之前两伊就已经开始了频繁的宣传战,相互攻击对方,尤其是伊拉克为开战制造舆论。本章是两伊战争开始的前奏。第二章详细论述了伊拉克进攻阶段（1980.9-1981.9）两伊所采取的战略战术及其影响,并分析了伊拉克速战速决战略、闪电战战术的过程、失败的原因;伊朗最初防御阶段的过程和失利原因,以及如何粉碎伊拉克的闪电战。第三章主要论述伊朗反攻阶段（1981.9-1984.3）两伊双方战略战术的变化及其影响。从这一阶段开始,伊朗频繁使用人海战术,本章第一节讨论了伊朗采取人海战术的原因、过程和影响;第二节论述伊拉克为了抵御伊朗人海战术所采取的战略战术。第四章主要论述相持阶段和伊拉克反攻阶段（1984.3-1988.8）两伊战略战术的变化及其影响。此阶段,伊拉克为了以战迫和,采取了以经济战和心理战为主的战略方针,并率先实施了化学战、袭船战和袭城战。伊拉克发动化学战一方面是为了抵御伊朗的人海冲锋,另一方面试图通过给伊朗士兵和平民造成心理创伤从而迫使伊朗霍梅尼政权停战。袭船战给双方在石油生产、出口和创汇上造成了重大损失,以石油收入为主的两伊财政收入入不敷出,这一战术虽然破坏了对方经济,但是也使本国石油产业损失惨重,并为战争的结束创造了条件。袭城战不仅导致两伊基础设施遭到巨大破坏,更加深了两国民众的心理阴影和对战争的恐惧,是双方达成停战协议的主要愿意之一。本章最后一节总结了两伊停火的主要原因,并梳理出了5个停战因素。第五章主要对两伊在战争期间采取的战略战术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并得出了惨重的人员伤亡、高昂的经济损失和长久的心理创伤的结论,并就人员伤亡、经济损失和心理创伤进行展开讨论,统计出了两伊双方具体的伤亡数字和经济损失。最后,通过对两伊战略战术的分析,总结出战争给两伊双方带来的灾难,并得出这场战争没有胜利者,毁灭性的人员、经济和心理损失战胜了交战双方的结论。

熊小飞^[5]（2016）在《两伊战争中国际组织协调关系研究 ——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为例》文中研究指明1980—1988年的两伊战争是二战以来人类最残酷、最具破坏性的战争之一。两伊战争引起了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严重忧虑和关注。在冷战背景下,美苏在战争中采取“中立”政策,以期造成两伊双方两败俱伤。在战争期间,联合国、阿拉伯国家联盟、伊斯兰会议组织、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欧洲共同体等五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积极斡旋于两伊双方,开展了大量调解工作。本文主要探讨两伊战争期间国际组织与两伊双方的协调关系。全文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阐述与两伊战争密切相关的国际组织简介;第二章论述联合国与两伊战争。联合国在两伊战争中发挥的作用最大也最富有成效,但在战争早期联合国调节缺乏积极性,力度明显经历了由弱到强的转变,到最后伊朗接受联合国安理会598号决议才宣告两伊战争结束;第三章论述阿拉伯国家联盟、伊斯兰会议组织与两伊战争。鉴于伊拉克是阿拉伯世界大家庭和伊斯兰世界中的重要一员,而伊朗则属于伊斯兰世界大国,围绕两伊战争,阿拉伯世界面临利益分化和改组。伊斯兰会议组织与阿拉伯国家联盟、海湾合作委员会在成员国构成问题上是“同心圆”关系,即伊斯兰会议组织（57个成员国）涵盖了所有22个阿拉伯国家联盟成员国,而海湾合作委员会所属的海湾六国既是阿盟成员国,又是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由于伊斯兰会议组织和阿拉伯国家联盟基本上在处理两伊战争问题上趋向于一致,所以笔者试图将这两个组织与两伊战争关系做统一梳理;第四章论述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与两伊战争。第五章论述欧洲共同体与两伊战争,欧共体在两伊战争中虽宣告中立,但其主要成员国在战争中倾向于支持伊拉克。在八年的两伊战争期间,这五个国际组织对两伊战争进程有着实质性影响。但它们对两伊进行的调斡、调停工作在战争前期均无任何实际效果。毫无疑问,两伊战争之所以结束是因为伊朗的综合国力消失殆尽才被迫接受联合国598号决议,可以说两伊战争的结束也是各国际组织共同努力的结果。

叶成城^[6]（2015）在《能力分配和制度收益：冷战后亚太地区制度变迁的政治经济分析》文中研究指明冷战结束以后,随着国际体系的系统性变革,亚太地区的秩序也随之发生了新的变化。考察冷战后亚太的历史可以发现,大国在不同时期地区制度建设中的考虑和行为不尽相同。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是：亚太的地区制度经历了什么样的变迁,有何特点?亚太地区制度变迁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亚太地区国家间的博弈有何特点,如何对地区制度的形成和变迁产生影响?同样的制度为何在不同时期内取得的进展截然不同,在相同的时期为何不同的制度取得的进展不一样?本文的核心假设是,主要大国的在制度构建中的行为主要取决于地区体系内的能力分配和地区制度的收益。本文试图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用能力分配和制度收益两个变量来描绘大国博弈如何影响亚太地区制度的变迁。能力分配即地区体系内国家面临的结构压力的大小,而制度收益则取决于国家对地区制度所能获得的利益的认知,最终大国影响制度的能力和意愿决定了其在制度博弈中的行为,从而促成了亚太地区制度的变迁。本文将后冷战时期的亚太制度变迁分为了三个时期,分别从中美的视角考察了能力和收益的变化,认为中国经历了从融入、参与和部分主导地区制度的过程,而美国则分别经历了构建、忽视和亚太再平衡的过程。而每一个阶段的制度变迁又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制度需求、制度博弈和制度维持三个过程。为了检验核心假设,运用比较方法和过程追踪方法详细考察了以下三个阶段案例：（1）九十年代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和东盟地区论坛（ARF）（1991-2000年）；（2）反恐战争期间的东盟“10+3”机制和APEC（2001-2008年）；（3）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中国推出的一系列地区合作机制（2009年至今）。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的主要发现包括：第一时期在地区内是单极格局,美国和其它国家力量悬殊,中美之间推动地区制度发展的意愿都较强,但是中国和东盟又不愿意完全被美国主导,因而博弈的结果是形成了以APEC和ARF为代表的弱约束制度。第二时期在地区内仍然是单极格局,美国提供地区制度的意愿下降,而中国提供地区制度的意愿上升,最终博弈的结果主导的APEC发展的停滞和中国试图推动的“10+3”机制的发展遭受挫折。第三时期由于中美实力对比接近,在亚太地区逐渐形成两极格局,美国实施再平衡战略后提供制度的意愿上升,但是在地区制度供给中更加具有排他性和重视相对收益。中国实力相对上升后,采取了更加积极的态势来予以应对,因而博弈的结果是中美之间的制度均势。本文有三个方面的理论贡献：首先,用能力分配和制度收益两个变量解释地区制度变迁,借助于制度变迁理论将地区制度变迁分为几个阶段进行讨论,避免了关于各大流派之间的范式之争；其次,区分了国家在地区制度中的行为和结果,引入博弈论来解释作为行为的国家政策和作为结果的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再次,在变量的静态分析的基础上,引入了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为理解地区制度变迁提供了新的视角。总体而言,本文在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框架下,揭示了在不同地区格局中,霸权国和新兴国的能力和对利益的权衡所发生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同时用博弈论的方法探讨了这种变化对大国行为和博弈结果的影响,补充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关于地区制度变迁的分析。

邢新宇^[7]（2013）在《朝韩中东外交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朝鲜战争结束半个多世纪以来，朝韩之间的对立和对抗表现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各个方面。其中，双方在对外关系方面的对立和抗争，也是国际社会和学术界长期关注的问题。不过，学界对朝韩对外关系的关注，多年来主要集中于亚太地区。而实际上，朝韩在中东地区同样也存在着全面的外交对立与抗争。中东地区因其特殊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对朝韩都有巨大的吸引力，因此也是两国外交的重点区域。但作为两个性质对立的国家，朝韩在中东地区的外交同样表现出明确的对抗性质。冷战时期，朝韩两国就在中东地区展开了外交争夺。冷战后，两国都在中东的外交战略上进行了重大调整，推行多元化外交战略来进一步扩展自己的外交空间。本文的研究旨在通过对朝韩在中东地区外交的回顾和梳理，来分析两国多年来中东外交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领域展开的全面抗争，并说明这些抗争产生的原因、展开的方式、造成的结果以及对两国自身和中东地区产生的影响。朝韩在中东地区外交战略上的对抗性源于两国国家性质的根本对立，体现为中东外交的一种对抗性博弈。这种对抗性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四个领域均有体现。政治上，韩国主要与中东亲西方国家进行合作，而朝鲜则与中东反西方国家进行交往，两国的对抗性是一种政治影响力的争夺；经济上，韩国与中东亲西方国家进行能源贸易和经济合作并积极参与涉及中东的全球和区域经济组织，而朝鲜则与中东反西方国家进行经济合作，两国的对抗性体现在经济合作对象的互斥性上；文化上，韩国在中东大力传播基督教思想和本国传统文化，朝鲜则致力于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对抗性表现为两国在文化传播中的相互排斥；军事上，韩国参与西方主导的军事行动并与亲西方国家进行军事合作，朝鲜则与反西方国家进行武器贸易和军事合作，两国的军事外交呈现明显的对立性。朝韩中东外交对两国以及地区和国际格局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方面，朝韩中东外交使两国的国家利益获得了收益，有利于它们的发展。另一方面，朝韩的中东对抗性外交对朝鲜半岛和中东两个地区以及整个国际格局都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加剧了朝鲜半岛的对立和对抗；加深了中东地区的分化；使国际热点问题更加难以解决。朝韩中东外交的这种对抗性特征源于两国国家性质的对立性，大国因素的影响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对抗。对抗性外交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两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呈现此消彼长的趋势。从冷战时期至今的历史来看，朝韩在中东的地位和影响逐渐发生着变化：韩国的中东外交日渐活跃，不断取得外交成果，而朝鲜在中东的外交空间则不断缩小。

周绍雪^[8]（2013）在《论国际冲突:实力对比的逻辑》文中认为本文通过对大量有关化解国际冲突文献的研究,建立了一个新的化解国际冲突的分析框架,即"如果信息充分,并且政府决策能代表国家利益,那么国际冲突化解方案的选择一定符合冲突双方在各自约束条件下的国家利益最大化。"根据此分析框架,作者则从绝对优势与比较优势角度,通过对冲突双方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的对比进一步得出了关于化解国际冲突的四个推论,并对这四个推论进行了逐一验证。

周绍雪^[9]（2012）在《观察国际冲突——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文中研究说明国际冲突,归根结底是国家之间的利益对抗。化解国际冲突取决于冲突各方面临的约束条件及其冲突各方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国家利益是指国民的基本利益和绝大多数国民的共同利益。"如果信息充分,并且政府决策代表国家利益,那么,化解国际冲突的方案一定符合冲突各方在约束条件下的本国利益最大化。"国家实力的绝对优势与比较优势决定化解国际冲突的四种情况。

江涛^[10]（2006）在《美国对外关系中的重建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国家重建问题是国际关系中一个古老而全新的话题。一般地说来,国家重建可以理解为一个国家在发生内乱或处于无政府的状态下,主要大国或国际组织通过武力或战争等手段,广泛地介入该国或该国的某一个地区的内部事务,以武力威胁或军事占领为后盾,根据不同的情况,建立一个政权或者维持一个政权,并按照自己的意愿或国际社会的共识,重建其政治、经济、司法、社会甚至文化制度,并且保证该制度在较长时间内的生存的行为。国家重建的核心是国家机制和社会秩序的重新确立。国家重建与干涉、维持和平行动、殖民主义以及“民主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国家重建行动的主体一般是大国或国际组织,客体是出现冲突或在战争中被打败的国家。西方社会认为,大国在别的国家进行重建主要是为了推广民主、保证国际和地区安全、维护国家利益、打击恐怖主义以及维护国际格局中权力平衡。国家重建一般包括安全重建、政治重建、经济重建和文化重建四个部分。其中安全环境的确立是国家重建的前提,机制的确立和文化的融合是成功的国家重建的关键。一般地说来,我们可以从国际法和国际社会的认知程度来判定国家重建行为的合法化程度。从19世纪末以来,美国在海外进行的国家重建行为可以分为20世纪初的殖民统治时期、二战后的军事占领时期、冷战后的人道主义干预时期和9·11事件后的反恐背景下的新一代重建时期等四个阶段。美国在德国、索马里、前南斯拉夫的科索沃地区和伊拉克的重建是美国在海外进行的国家重建行动的典型代表。通过对四个案例的对比分析与研究,可以看出:美国在各个历史重要时期反复地介入了国家重建行动。美国的国家重建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同的模式,美国在海外的国家重建行动大致上经历了一个从多边向单边的转变过程,其合法性逐步降低。从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角度来看,美国的重建行为往往是对被目标国或目标地区内部事务的侵犯,是维持其超级大国地位、实现其国家利益的手段。美国的国家重建行动经历了失败和成功的考验,美国主导下的国家重建行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标国的危机和冲突。国家重建是一项长期的、耗资巨大的行动。美国在海外进行的国家重建行动是美国外交中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相结合的产物。目前,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拥有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军事、

二、萨达姆的悲剧是这样酿成的——从两伊战争中大国因素的角度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萨达姆的悲剧是这样酿成的——从两伊战争中大国因素的角度看（论文提纲范文）

（1）土耳其周边外交的特征与演进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2）建构主义视角下的中国国际责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东地区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及其问题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4）两伊战争战略战术的演变及其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两伊战争中国际组织协调关系研究 ——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能力分配和制度收益：冷战后亚太地区制度变迁的政治经济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7）朝韩中东外交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论国际冲突:实力对比的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9）观察国际冲突——一个新的分析框架（论文提纲范文）

（10）美国对外关系中的重建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萨达姆的悲剧是这样酿成的——从两伊战争中大国因素的角度看（论文参考文献）

• [1]土耳其周边外交的特征与演进逻辑[D]. 苏闻宇.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2)
• [2]建构主义视角下的中国国际责任研究[D]. 刘智利. 山东大学, 2018(12)
• [3]中东地区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及其问题分析[D]. 王程. 兰州大学, 2017(02)
• [4]两伊战争战略战术的演变及其影响研究[D]. 谷力峰. 西南大学, 2016(02)
• [5]两伊战争中国际组织协调关系研究 ——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为例[D]. 熊小飞. 西南大学, 2016(12)
• [6]能力分配和制度收益：冷战后亚太地区制度变迁的政治经济分析[D]. 叶成城.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5(03)
• [7]朝韩中东外交比较研究[D]. 邢新宇.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3(08)
• [8]论国际冲突:实力对比的逻辑[J]. 周绍雪. 湖南社会科学, 2013(01)
• [9]观察国际冲突——一个新的分析框架[J]. 周绍雪.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12(06)
• [10]美国对外关系中的重建问题研究[D]. 江涛. 外交学院, 20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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