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温“故”而知“新”(下)（论文文献综述）
韦婷[1]（2021）在《《广雅疏证》通假关系新证》文中研究指明《广雅》爲三国魏张揖所撰,该书体例比附《尔雅》,是《尔雅》之後又一部解释词义的训诂之作。清王念孙《广雅疏证》即疏证《广雅》的集大成之作,该书根据“因声求义”理论指出、系联大量具有音同、音近、音通、音转等通假关系的字组,并据此校订相关传世文献,多有发明,犹爲後人奉爲圭臬。历来对於王氏“因声求义”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并不全面,对《疏证》中具有通假关系的材料也未能穷尽地整理、证实与检讨。本文选取《疏证》（含《补正》）中具有通假关系的异类声素字组爲研究对象,以“新材料”爲切入点,尽量全面地结合传世、出土文献材料对这些字组进行“新证”研究。其中,传世文献以先秦、两汉、魏晋材料爲主,出土文献以战国、秦汉简帛材料爲主,兼及金文、碑刻、铜镜、玺印、兵器及古文字字形等材料。通过本文的“新证”研究,意义有二:一是丰富了传世与出土文献中通假字的研究。本文拓展了《广雅疏证》的研究视野,不仅指出、证实不少新见通假字组,且较爲系统地总结了先秦两汉时期的通假材料、原则、规律及问题。二是本文在多重证据、多种角度上重新检讨与评价了王念孙的声韵理论、音转理论以及因声求义理论。本文通过对3466组异类通假关系字组地研究,得出主要结论如下:一、王氏在《疏证》中一直将东、冬合韵,王氏晚年分韵二十二部,或基於谐声材料。二、在已标注声韵关系的3446组异类通假关系字组中,主要以双声或叠韵字最多,以同类音转爲次,以异类音转最少。从声韵关系的配合上来看,皆以声韵相近或双声叠韵爲主。从异类声、韵转的分布来看,常用、无例证通假字中的声、韵转规律与王力相同,其声韵部流转的语音条件皆呈反比,而不常用通假字中的声韵部流转没有明显反比关系。三、王氏《疏证》中“因声求义”理论已经脱离了以往随意“音转”的风气,基本严格遵守古声韵系统来系联音义,仅在个别单一音义系联上出现了问题。四、王氏《疏证》中的“转”主要是指声纽相同或相近,韵部相流转,王氏对於“音转”的尺度整体有很好的把握,存在少量滥用“音转”现象。值得注意地是,其中大多特殊音转词,属於受到时、地等因素影响较多的声训词、同源词、方言词、名物词、虚词、连词等等,而小部分零散的声训词、同训词或义近实词的特殊音转现象有待商榷。
张馨予[2]（2021）在《先秦儒家心论研究》文中提出在先秦儒家的文化体系中,心范畴在诞生之初,旋即作为价值的根源而与天、道相通。价值的根源不在外,在于人的生命本身,儒家哲学强调自我实现和自我成就,主张将主体自身转化和境界提升都通过内心的修养而完成。正是因为心学说的重要地位,随着儒家学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家心性价值论的理论构建也成为绵延两千多年的宏大体系,并成为传统文化的神髓所在。先秦儒家对心之概念阐述颇丰,既有如孟荀一样对心形成系统的理论进行专门论述,也有类似《论语》《大学》《中庸》一般,对心只有着一鳞半爪的论述。而与心范畴的论述相关、密不可分的还有天、性、情、知等概念。由于上述范畴不论是作为个体的内涵、外延,还是相互间的关系界定都很模糊,内容又极为丰富。以至于要深入理解心的范畴,需要在先秦儒家整体思想境域下,通过原典去勘察心及相关范畴的萌生、发展和形成的理论根据和演变过程。第一章首先考察先秦儒家心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来源。先秦子学时期礼坏乐崩、不义攻伐以及世风败坏而引起民心陷溺,诸子各有重塑人民内心的精神信念,为人们的精神生命寻求安顿之所的志向,遂产生了心论的时代课题与哲学关怀。《易经》《尚书》《诗经》等典籍,作为诸子百家的学说之源,其中对心的论说衍生出了不同于甲骨文、金文时期原始意义地新的涵义,显示了心范畴演变的未来发展路向。心既含摄知性思考,又充溢道德意志,并为情感欲望所涵润,是人思虑、反省、抉择和意志等各方面的总和。同时此心上承天命而有性知,下涵形体而有情欲,良莠并存、善恶混杂,勾画出心和与之关联的天、性、知、情、欲等几种核心范畴之间的逻辑联系。子学时期道、墨、法、管诸家各有许多关于心的思考和认知。而儒家的独特之处在于肯定心作为道德主体的价值属性和主观能动力,赋予心以超越性,并重视发挥心的认知能力。先秦儒家诸子论心的主要差异在于子思、孟子和荀子,思、孟走出了一条尽心知性知天之向内反省的道德源流本心论;荀子则走出了一条向外求索、学思礼义的认知知性之心论。其中各自有其学理脉络的共通之处及独特之处,可算是先秦儒家心论两条二而一,一而二地既具互补性又有统一性的学脉。第二章重在揭示作为人类取则、效仿和最终根据的天或天命与人心之间的关系。自商至周,华夏文化大体上经历了由外及内,由天上到人间的信仰范式的转换,这以殷人之帝到周人之天的信仰范畴的鼎革为标志。周继商帝、天观念,在损益鼎革基础上完成了由人格神的帝、天向着义理之天的转换。在此基础之上,孔子厘定经学之际,周文原本内蕴的天人合一的义涵得以充分的揭示、发皇。以《易》为代表的经典视人为与天地并列的三才之一,人因此具有弥纶天地的品格。先秦儒家所论之心首先是以天地为准,认为天道赋人以德,而其德在心,而因为人的主体性存在,同样人德又以弥纶天地之方式影响及于天。遵循这个逻辑,人心之知亦是天赋而由人的主体性发挥而完成。同时,通过德的纽带,外在天命之先天神圣性与主体内在道德尊严的自觉之间也产生了相应的共鸣。人心与天道相互吻合的义涵呼之欲出。第三章围绕先秦儒家诸子根据心与性的密切关系而建构的心性学说之异同,讨论了儒家心性论发展的历史脉络。为了维护儒家之正统,回应百家之异说。儒家诸子在心说主线上,辅以性论而与时偕行,回应着时代提出的问题,展现出儒家特有的人文关切。性之原义具有无为、天然的属性,应指人生而即有,甚至未生先有之质,须通过心而始见,从而性与心就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儒家诸子对性的定义有不同之处,由之对心与性的关系也有不同观点。在孔子学说中,心与性还没有被清晰地分开、分别论之,心性质说都统一在一个更高的哲学范畴—一“仁”中。藉着郭店楚简等近年考古新史料之重大发现,心性学说得到重要补充和丰富,郭店儒简《性自命出》篇用“心取性出”论心性关系,心居于性、物之间而最为关键,与物相接和与性相通都在于心。孟子通过以心言性,通过对心的言说来揭示性所具有的内涵。通过“四心”与仁义礼智的关系,进而认识孟子的心与性所具有双重内涵:一是道心对应的性之本善层面,这是从义理之性的层面而言;一是评价心对应的性之向善层面,这是有待扩充存养的为善的能力的层面而言。荀子认为性有天生的官能之性,又有生具的官能接触于外物所产生的情感欲望之性,人性中的情感欲望如果不加克制,将会产生恶的后果。而心有能辨恶向善的知能,能够知仁义法正,因此荀子主张运用心的主观能动性,建立起“以心制性”心性关系。孟子与荀子之说貌似龃龉,实则更具有相互补充的作用,联系其所处的特定时代与历史文化语境,才能清楚认识其异同之辨与互补特性。第四章结合情与欲范畴的辨析,深探儒家心论内在肌理。心包含有性情两端,性是纯善的本性,是理;性一旦发动就是情;情失控而不加限制就成为欲。在儒家的学说体系中,天人合一、内外一贯、形上形下一统的品格是显而易见的。儒家所论情的意涵亦然,儒家情意涵经历了从形而下到形而上,从自然情感到道德情感的转移与升华。人欲思想的源头可追溯至西周初年。从孔子始,才有了人人皆具欲望的思想。孔子对欲的划分包括生理感性的欲和实现仁之内在欲求的道德情感之欲。孟子认为欲望具体表现为人的感官欲望和物质欲望,不具有道德内容,本身有趋恶的倾向。荀子认为性、情、欲只是人性发生进程中不同阶段上的差异,耳目鼻口等官能属于性,此性发动则生情,情与外物相接就会产生欲望,此欲望倘若随其自然发展而不加限制则会导致恶的结果。儒家肯定情感和欲望存在的合理性,但不加限制的情感和私欲会令人做出非理性的行为,因此主张以心治情欲,即发挥心的作用对情欲进行规范和约束,其中既有对欲望的限制,也有对情感的中和。第五章以先秦儒家心论体用一贯为中心,诠释从内圣之维的心本体论的建立到外王维度的仁政的探索落实。天人一体是儒家话语体系的基本品格。天道是孔子及其以后儒家学者解决道德存在的合理性问题而从理论上夯实的道德形上根据。道德本心的建构才是儒家探讨心性学说的真实目的所在。先秦儒家借助天道而为道德力量找到内蕴的本体性根基,并将此根基内置于人的心中,集道德内涵与道德实践于一心,凭借其学说体系中心本体的内蕴而落实其内圣之学,也即基于心的哲学根基根据而构建其宏大的道德本心。孔孟荀所持论点其本质在于正心,在于修身,其终极目的是基于心本论的内蕴而涵养其内在的圣贤之德。先秦儒家以存于人心的良心善性为道德本体,先建立人心的秩序,自身的仁心得以完善后,经过仁德之实践发扬成为平天下的外王之大用。在哲学学术史的角度上看,先秦儒家心论的学术构建对中华文化后续发展起到了薪火相传之功,尤其是启发了宋明理学近千年的学术辉煌,在当今中西文化交融背景下,重新审视先秦儒家心论的时代价值,仍然具有重要的时代启发性意义。
梅耀文[3]（2021）在《宋徽宗《圣济经》新校释》文中研究指明宋徽宗《圣济经》该书虽存有系统或校或注者,但研究者寡且存有多处不足。本文利用传统文献学（版本、目录、考据等）、文字学及逻辑学研究方法,对宋徽宗《圣济经》全书原文（不含注）通篇进行分段校释整理及其他相关方面研究。全文统共有三章。第一章,注者通过对宋徽宗《圣济经》成书与流传的考略,发现该文献历代皆有流传但流传不广,未有亡佚,流传过程中对该文献的文献整理、载目引据研究较为充分,但有关宋徽宗《圣济经》的研究者只散于少数医家着作中;第二章,以明施沛《灵兰集》丛书本宋徽宗《圣济经》为底本,以“题解”“图”“录文”“校勘”“注释”等内容完成全书原文（不含注）的校释,“题解”部分释义每章题目含义,概括该章内容及特色理论,“录文”按现代语言规范,一律以新式标点断句,“校勘”按“校勘方法”列出脱字、脱段、勘误、存异、语本内容,“注释”以字词训诂、阐释医理为基础,征引他书或医家观点阐释医理予以疏释,同时辅以相关文献资料作为参考和例证,若需补充,以“按”语形式标注在后。第三章,在校勘与注释的基础上对校释文献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对比研究本论文校释与其他校释《圣济经》者之间异同,考略宋徽宗《圣济经》该文献征引医论来源。宋徽宗《圣济经》该文献的文本历代皆有流传但流传不广,未有亡佚;校勘底本施沛《灵兰集》丛书本宋徽宗《圣济经》脱字5处、脱段1处、“本校”勘误内容6处、“他校”勘误、存异内容12处、“对校”存异内容40处;校释版本刘校注、李校注《宋徽宗圣济经》均有存异内容;宋徽宗《圣济经》的医学理论源于《内经》,并对前贤诸多名家理论进行整合,其间又引入了赵佶本人的理论总结与发挥,故而该书可视为北宋时期《黄帝内经》教本、《中医基础理论》学本有据可言;宋徽宗《圣济经》引用非医学文献主要来源于《易经》《礼记》《诗经》《道德经》《庄子》《太上内观经》,于非医学文献处可揣测出宋徽宗《圣济经》理论建构中的哲学来源;宋徽宗《圣济经》十章内容中“体真篇”“达道篇”为哲学思想构建章节,以“人天同构”哲学思想为代表,言明了天地之所以造物,万物如何生化受命,在此哲学思想指导之下,分别论述出“原化篇”“慈幼篇”妇儿孕育理论、“正纪篇”运气理论、“食颐篇”“药理篇”药物法象理论、“守机篇”“审剂篇”病机治则治法、“卫生篇”养生相关内容,十章内容中,尤其以“原化篇”“慈幼篇”妇儿孕育理论、“食颐篇”“药理篇”药物法象理论、“守机篇”“审剂篇”病机治则治法独具特色。
周丽艳[4]（2020）在《宋代传状文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宋代传状文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正史传记,总集、别集中的传体文、行状文,也包含一定的墓志铭、神道碑以及传状变体文等。以“记载一人之始终”为功能表征,以存史补史、请谥为价值定位的应用文体,如何具有文学性为思考点,总结其文学价值与文体特点,借以透视宋代传状文体的新变,注重重回历史语境,结合两宋社会政治文化思潮,加深对宋代作家、散文流派的理解,对宋代文体学承前启后的理论价值进行评估。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宋前传状文源流》从传状文的界定、分类、题材内容、格式、发展演变及创作实绩,进行考量,廓清宋前传状文的发展水平。第二章《“抗汉唐而出其上兮”,两宋传状文的新变》,系统考察目录学史上的传状载录情况,梳理史传与传状的内容关系,加深对传状文体归类的认识。传状题材的日常化、世俗化书写,再现了宋代社会的日常生活史。南渡前后,和、战国是的选择,一方面反映了遗民心曲,另一方面以文为戏成为风尚,暗含兴寄。第三章《“肇振斯文”,宋代传状文的发展与代表作家》,具体勾勒两宋散文发展史上代表作家的传状创作,从句式选择、风格变化、“古文运动”与理学思潮影响等方面提炼传状发展史上各流派的特色。两宋“学统四起”,蜀学、新学、道学此消彼长,选择代表作家文章家苏轼、经学家王安石、理学家朱熹析论之,展现其文士之文、治术之文、学者之文的不同特征。第四章《尊体与破体,历代<文选>类总集中的传状选编及特质》,从历代《文选》类总集的编选着眼,评述传状着录情况,总结其选编特质。突出传状作为文学文本的可能性分析,总集所选宋代传状的特色,传状变体之文对传统的突破。第五章《“范式转型”,宋代传状文的影响》,宋代传状文多为同时代人写同时代人的作品,以文存史、补史,成为《宋史》书写的文献来源。与其说宋代传状对明代传状的影响,不如说明代在继承宋代传状书写的基础上,更加强化了平民化视角,对道德精英立场的反拨,对家国情怀的超越,文化书写权力下放,知识世俗化等,传状书写变得更加自由、开放,从而实现了宋代所确立的传状范式的新的转型。宋代传状文既有史学价值,又有文学价值。真实与虚构成为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的分界点,传状的虚构体现在对事实真相的有意遮蔽,对传状主的有意回护,从实录走向创作,文与质、文与道、情与理、叙事与议论等,都在这里交融。宋代传状文创作处在“由古代进入近代的转折点”上,在传记发展史上有其特殊意义,更为关键的是对中国文体学研究意义重大,既有承接汉魏晋六朝,又有开启明代文体学盛世的理论开新价值。
吕点[5]（2020）在《《论语集释》按语整理与研究》文中提出民国时期的《论语》研究,在训诂、校勘、辨伪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丰富而坚实的研究成果。在众多的研究着作当中,程树德的《论语集释》几乎囊括了各种门类的研究,并在继承前学、集前人大成的基础上,别开一体,自成境界。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对程树德《论语集释》进行研究:第一章探讨《论语集释》的成书及体例。在了解程氏一生治学历程的基础上,笔者重点挖掘了程氏作《集释》以“着述终身”的思想,以及他在晚年颠沛流离、身患重疾的情况下花费九年时间孜孜编着此书的原因与出版经过从而做到知人论世。同时,笔者亦就本书的撰述体例详细分析了程氏编着此书的方法与用心,以及在对材料的剪裁与排列中所蕴含的学术思想与治学眼光。另外,亦总结了程书体例上的不足之处。第二章从三个方面研究《论语集释》的按语内容。一为程书对历代诸家着书及人物的介绍。程书经过悉心搜集与裁选,不仅对前人古注有极多征引,并在按语中对这些注家做了一定的考证与辨析,其依据的材料多出自历代史传,亦从其他类书中寻检搜罗。对于无法确定年代的注家,程氏也注意在按语中加以说明,给读者留下了继续研究的问题与空间;对于后人所辑录的古注版本,程氏也多加推举;对于残缺的卷帙,程氏也特加着录以保存古注。最后,程氏还在书中细考诸古书古注的流变、亡佚及后人的附篡、改益。二为程书对历代诸家学术思想的品评。程书对诸家学说不是只作片段性的征引,而是基于整体性的把握,他在按语中对于诸家学说的品述亦极为精当。除了今天学界共识性的评价,如对翟灏《四书考异》、刘宝楠《论语正义》的较高评价,对诸家学说的很多评价也别具只眼,如说臧懋庸《论语稽》的赞赏、对皇疏的极大肯定、对崔氏《论语足征记》的推举等。三为训诂上的新解。程书不惟悉心考订异文、辨证经注,还能够在前人训诂已取得的成果基础上进行一定的补证与辨考,从而申明己意。第三章从《论语集释》对朱注的研究中探讨三个问题:一、程氏对朱注的态度,是否如任铭善或刘斌等人所说,持一味的批驳或诘难的态度?程书是否存在抵朱过甚的问题?笔者考证程氏按语,认为程氏对朱注不仅能够客观对待,抱以同情,并且对之亦多有赞赏。二、基于对朱注或《论语》历代注疏的整体把握的基础上,《集释》中有多处指出了朱注的错误。这些错误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为训诂之失,一为义理之偏。但总体来说,程氏指出朱注错误的时候,并非刻意诘难,而是有理有据,较为客观。三、清代的汉学家往往好与朱注立异,但主张汉宋调和的学者,却常常追溯、考证朱注的古注古义之来源,程树德继承了这种汉宋调和的做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更为系统也更为深入地对朱注错误的来源出处进行了考辨。要之,程氏所作的工作,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是十分有意义的。这也正是研究本书的价值所在。要之,作为历代研究《论语》的学说与着作的集大成者,《论语集释》不仅是一本完备详致的历代《论语》注释资料汇编,而且是一本承载了程树德先生学术思想与学术精神的一种“新”作。体例上的“荟萃贯串”是本书最显着的特色,后世集释类的着作如游国恩的《楚辞纂笺》、方勇的《庄子纂要》以及上海古籍出版社“汇校”“汇释”类的着作等,在体例上与程书都有很多相同之处。程氏编着《集释》的时代,不仅仅是老一辈知识分子处境凄惨的时代,也是整个民国政治更迭而崩坏的时代。作者曾自言其编着此书乃是“欲以发扬吾国固有文化,间执孔子学说不合现代潮流之狂喙,期使国人之舍本逐末、徇人失己者,俾废然知返。余之志如是而已。”《集释》一书的写作正是程树德先生作为学者对于时代的回应与关怀。因此程树德写《论语集释》,不仅是从文献和学术史的意义上继承前人学术传统,也是作为民国学者,去直面自身所处时代的担当。有如此坚忍不拔之志,成此荟萃贯串之书,其令人敬畏感佩的学术精神与绵厚扎实的学术功力,正共同构成了这本书独一无二的学术价值。
苏乐盈[6]（2020）在《王直交游着作考论》文中研究表明王直,江西泰和人,于明初担任吏部尚书长达十五年之久,是继黄淮、解缙、“三杨”等人之后的朝廷重臣之一,也是朝中江西籍士子团体中继杨士奇之后的中心人物。王直对明初纷纭动荡的时局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前贤对于王直的研究并不多,也还没有专门、全篇的王直研究着作,本文试图填补这一空白。本文内容共三章。第一章分为王直的家世考证以及生平概述两个小节。家世考证试图从零碎的资料中厘清王直的家世传承,分析其中重要的亲属成员带给王直的影响。生平概述一节则根据王直在不同时期所居的不同政治地位来划分,结合明初“土木之变”、代宗即位、英宗还朝、改立太子以及“夺门之变”等几次政治变革,分析王直于其中所担任的角色和影响。第二章从王直的交游角度入手,试图从不同类型的交游对象中辨析王直的交游对其本身及社会产生了哪些影响。在前辈类中论述了王氏与明代江西泰和世家大族杨氏、萧氏、陈氏、严氏之间错综复杂、紧密相连的师承和姻亲关系。在同辈类中,王直的交游对象主要以“二十八宿”为主,论述其交游对于官场、政变的影响。从后辈类中,透过交游情况则可看出王直对家乡士子的帮助与提携。目前并没有详细完整的有关王直交游的研究,本文的角度较为新颖且能对这一方面有所补充。第三章对《抑庵文集》的版本、流传情况进行考证,主要厘清《抑庵文集》十三卷本、五十卷本以及四十卷本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把十三卷本与五十卷本前十三卷目录、四十卷本与五十卷本的目录进行对比,试图梳理出《抑庵文集》版本在流传过程中的具体形态变化。在版本方面也还未有前人研究,但其文集版本较多,笔者所搜集的还不够完整,有待日后补充。附录中共有三张表格,依次为王直交游表、《抑庵文集》十三卷本与五十卷本（前十三卷）目录对比表、《抑庵文集》四十卷本与五十卷本目录对比表。其中王直交游表格以《抑庵文集》为基础资料,表格中一千余人按照其姓名（地域）、官职、与王直交游的时间、地点、出处、引文以及备注详细地展现出与王直的每一次交游情况。在另外两张版本目录的对比表中,包含有《抑庵文集》十三卷本、四十卷本以及五十卷本的目录,方便对其篇目的查询。此外本文也启发后贤多关注王直本身,其研究空间还有待延展。
刘爽[7]（2020）在《《李象先集》整理及李氏交游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李焕章,字象先,号织斋先生,乐安（今山东广饶）人,明代诸生,“青州四杰”之一。出生官宦之家,祖、父均在朝廷任职,兄弟五人都有杰出的文学才华,均有诗集传世,地方志皆有传。明亡后,焕章作《志不二朝》,以明不仕新朝之志,或云游在外,或隐居山寺,或与志同道合者饮酒赋诗,以抒胸臆。其与顾炎武、周亮工、李澄中及诸城遗民集团有密切的交往。李焕章是山东青州一带声名较着的文人,又处在明清鼎革之际,且有一定数量的诗文传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存其目,表明其诗文有一定的研究价值的。但是,其诗文的传存却十分散乱,未经专门系统的整理。目前所见其诗文集有《织斋文集》八卷共91篇与《织水斋集》（不分卷）168篇,这与方志及《提要》中所说“百万余言”显然是不相符。笔者在田野调查中查知民间流传的李焕章诗文213篇,分作“赋”“记”“序”“书”“跋”“传”“说”“墓表、墓铭”“疏”“族谱序”以及“杂着”,又从方志中辑录其佚文15篇,周亮工所辑《赖古堂文选》《藏弃集》《结邻集》中辑录其佚文7篇。此外,笔者又搜得李氏诗作45首。本文即笔者对以上诸篇进行点校及注释的成果。此外,笔者还详细梳理了李焕章的交往。李氏的交往范围极广,不仅有同州郡者,还有当时的名士如顾炎武、李澄中、周亮工等人;侨居诸城时,又与诸城遗民集团来往密切,同时与佛门中人相熟往来。笔者希望通过对其交往活动的梳理来分析明清鼎革之际基层士人们的思想心态,以及他们面对如此之时代巨变时所作的人生选择。全论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是研究和整理李焕章诗文集。第一章,笔者主要对李焕章诗文集的流传和刊刻,梳理其存世文献,重点研究笔者在民间所获手抄本。第二章,系统点校里李焕章诗文。下篇是研究李焕章其人。第一章,介绍了明末清初山东的状况及李氏家族。明末清初的山东,战乱频繁,灾难不断,人民生活凄苦。许多望族也在这场动乱中受到冲击,不仅失去财产和家人,更有“夷夏之辨”对原有意识形态的冲击。李氏家族的经历是这一时代的缩影,经过这一变故,李氏家族也由盛转衰,再不复当年。第二章研究李焕章的交往活动,李焕章交往广泛,涉及各个阶层,主要论述其与周亮工、李澄中及诸城遗民集团的交往,兼及其与其他基层士人的来往。
王岩[8]（2020）在《中日韩《孟子》学研究 ——以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作为“四书”之一,儒学经典《孟子》在中国宋朝、日本江户时代、韩国朝鲜朝都具有重要影响,其仁说、性善说、“不动心”说、仁政说等深刻影响着中日韩三国的社会思潮走向、社会制度建设乃至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中日韩三国大儒均带着经世致用的济世情怀和历史使命感进入了注释《孟子》的领域,以注释儒学经典的方式表达着对天道、人性和社会等问题的看法,引领着时代思潮的走向。其中,尤以朱熹（1130-1200）、伊藤仁斋（1627-1705）和丁若镛（1762-1836）的注释最具代表性。在中国宋朝,在汉学向宋学转移的大势下,朱熹《孟子集注》以赵岐注为底本,上承韩愈、周敦颐、程颐、张载,下采张栻、杨时、范祖禹、吕希哲、尹焞、吕大临、游酢、谢良佐、侯仲良、周孚先等人,荟萃条疏,辨同别异,将经学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对心性之微的探索、宇宙之理的追索,建立起以理学精神为主的新孟子学,影响元明清七百余年的中国历史。并且,伴随着朱子学在汉文化圈的流播,《孟子》在日本及朝鲜均产生了重要影响。日本镰仓时代（1192-1333）末期即已出现汉学与宋学的分野。进入江户时代后,朱子学在幕府支持下获得了官学地位。十八世纪,反朱子学的力量壮大了起来,古学派开创者伊藤仁斋建立起以《论语》《孟子》为核心的古学思想体系,恢复人伦日用的古学之道,开启了儒学日本化进程。作为仁斋思想成熟时期的着作,《孟子古义》既是仁斋古学思想的代表,又是江户时代日本儒学试图摆脱朱子学影响、实现本土化的反映,鲜明体现了儒学在异域文化背景下的变化形态。儒学传入韩国的最早记载是公元640年唐太宗设立崇文馆,新罗、高句丽、百济将子弟送到唐朝学习,关于《孟子》可查证的最早记载是罗末丽初（约为公元十世纪）崔致远（857-?）在《无染和尚碑铭》中的六处征引。而《孟子》的正式接受是在朝鲜朝时期。作为实学派集大成者,茶山丁若镛认为《孟子》所体现的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积极践行的实践精神,最能体现洙泗之学的真谛。茶山倾浸心血注释的《孟子要义》,既继承了朝鲜朝前期儒学的成果,又吸取了西学的内容,成为能够体现性理学、阳明学、北学和西学的思想载体,体现了十九世纪韩国儒学界尝试以儒学世界观来理解西方思想体系的努力。然而,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的《孟子》诠释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建立在其对“道”不同角度的理解之上。朱熹将宇宙起源、万物化生、飞禽动植、山川河流等自然现象融入对“道”的理解,进而为传统儒学中将自然秩序与人伦道德联结起来的“天人一体”思想提供了形而上的宇宙论根据。伊藤仁斋与丁若镛都反对从形而上的“天理”来理解“道”的视角,转而将“道”的视角拉回到人伦日用之间,强调了自然秩序与人伦道德之间的分离,构成了其《孟子》阐释的思想基础。如果说对“道”的理解体现了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人与世界关系的不同理解,那么,对“理”的不同阐释则凸显出朱子学东传日韩之后所引起的种种反映。伊藤仁斋与丁若镛都以条理、腠理、文理之义来重新理解“理”,从而完成了对朱熹“天理”之义的解构。故对“道”、“理”的不同理解构成三家对《孟子》阐释不同的深层原因,但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又并非决然相同,而是存在着若干具体差异。具体来说,朱熹以理气一体宇宙观为基础,以心性之学为核心,视《孟子》为阐释仁义礼智本然之性的儒学经典,进而使儒家在心性之说上超越佛家,巩固了社会价值观引领的地位。仁斋提出一元之气为天道之全体,反对朱熹以“心性”解《孟子》的作法,将《孟子》视为体现仁义之德、王道之要的儒学经典,最终以“仁义之德”表达了对君臣、父子人伦秩序的尊崇。与仁斋相似,丁若镛亦在反对理气一体宇宙观的基础之上,形成了以“孝弟慈”为核心的人伦之道。然而,丁若镛更为强调“心”的实践意义,认为“天命之性”的贵重当体现于“行事”之间尽己之心的意愿之上。但是,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孟子》主旨的不同把握并非临空蹈虚,而是在对《孟子》具体学说的阐释之中充分展开。《孟子》开篇即提出“仁”字,对“仁”一字之阐释凸显出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孟子》的不同把握。《孟子集注》“仁者,心之德,爱之理”实际上分宇宙界与人生界两个层次来说仁。仁之理为天地生物之心,仁之气是天地温和之气,一“仁”字实际上绾合了理与气,接通了宇宙界与人生界。朱熹以天地之理、阴阳之气来说仁,既继承了孔孟儒学,又将仁字上升至宇宙界,使“仁”具有贯通天人的特色,真正体现了中国儒学特有的精神传统和认识世界的方式。伊藤仁斋从人伦之道的古学观点出发,认为仁只是爱,不是“爱之理”;仁是忠信之爱,是实德,是实实在在的人伦情感;仁不是个人的私情、私爱,而是遍施于他人的公共之爱。而其思想基础则是天道与人道分立、道德法则与自然秩序分离的天人分立思想。可见,对中国儒学中对于天人关系的舍弃,透露出仁斋及德川儒学在吸收中国儒学时所持有的标准:即以是否具有指导社会生活和制度建设的实用性为标尺。这种以实用性选择文化的态度,不仅在江户时代迅速将儒学转化为推动社会兴盛的工具,也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民族能够迅速从传统中转型,吸取西方文化中的有用部分,从而实现经济腾飞和社会转型的文化心理基础。茶山将“仁”看作现实社会中孝弟慈等人伦关系,尤其注意分辨心与仁义礼智之间的差别。茶山认为,仁义礼智与心并非是一段,仁义礼智只是在外之德行,能够真正地实现这一德行的根本在于“心”的权衡抉择,从而突出了“心”自主抉择的重要性,体现了韩国儒学注重实践性的特征。进而,茶山接受利玛窦西学的影响,将“天”理解为人格神意义的上帝,从而在天人关系的把握上区别于朱熹,形成了韩国儒学的特质。经由朱熹之解,性善说既成为《孟子》的核心思想,又成为日韩儒者绕不开的话题。朱熹“性即理”继承了汉儒以“天人宇宙图式”论性的传统,其“理一分殊”性学体系解决了儒家悬而未决的“性与天道”形而上根据的问题;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不离不即的关系,又最终将性善说挽回到人生义上来。仁斋“性好恶说”分离了“性”与仁义礼智大德之间的关系,认为气质之性天然有好仁义的倾向,顺性则可行仁义,顺人情可知性善,甚至将情提高到了“道”的位置,体现了德川儒者重“情”的普遍特点,为教化说、王道说打下了基础。丁若镛“性嗜好说”沿袭先秦儒学“以心见性”的模式,注重从心的好恶判断等直观感受上来认识性,既为心的自主之权留下广阔的空间,又使性善说能从朱熹天理的框架中脱离开来,具有指导人生实践和社会治理的实际意义。要言之,对“性善”的不同理解实根源于三家对天人关系的不同把握。《孟子·公孙丑上·不动心》章因提出了“不动心”、“知言”、“善养吾浩然之气”、“集义”等重要论断历来备受关注,是理解三家《孟子》阐释异同的绝佳样本。朱熹重视“未尝必其不动而自然不动”的圣贤心态以及俯仰无愧怍的浩然之气,集中阐述了“集义”的日用功夫,表现了理学沟通天地正气与人之精神气魄、推崇以“义”为核心的日常践履功夫的品格。仁斋以朱子学为继承和批评的对象,批驳朱熹对“不动心”和“浩然之气”的重视,集中阐发了以“仁义”为核心的思想,表现了古学派不谈性与天道、注重人伦日用之道的实学特色。丁若镛集中阐发了对“心”为神形妙合之主的推崇,“不动心”只是志士仁人在伦理世界的世俗心态,完成了对朱熹所言“天理”与“不动心”关系的分离。仁政是孟子提出的治世理想,为中日韩儒者描摹了一幅理想社会的图景。朱熹认为仁政之大要在于人君一心之间的天理人欲之别,君子尽本性之善,由一心上溯至天理;圣人笃恭而天下平,修一己之德而天下从之。仁斋认为王道说是《孟子》乃至“四书”的主旨,其“生生之德”既继承了朱熹天地生生之意发畅不已的生命观,又将之限定在人世间的范围之内,具有了瞩目于人伦日用之道的古学特色。仁斋认为,仁政之本在于人君能与民偕乐,与天下同情,将“好货”、“好色”等合理情感欲望推己及人,形成了别具特色的“与民偕乐”（“同民之好恶”）之说。丁若镛认为,治国当以用人、理财为要务,合理的田制是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基础,经界之法、井田之制为礼乐兵刑等制度的根本,并重视以天命启迪道心的教化说,尝试为朝鲜朝的变革描绘出现实路径。结言之,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都以儒学经典《孟子》的重新诠释来表达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世界关系的认识,这种经典的学问生产方法奠定了以经书为核心的东亚精神传统、思想传统,维护了儒家精神在东亚文化圈内的主导地位。但是,由于三国对以“天人关系”为主的儒学核心价值理解不同,形成了三国儒学的不同特色,影响到三国的近代化进程。然而,中日韩同属汉文化圈,整体上存在不同于西方的精神传统:即都不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作为社会发展的根基和目标,而是注重群体合作、人际和谐。这既是儒学带给中日韩文化共同的基本要义,也是三国的历史传统和民族文化心理,是三国面临西方文化之时所共同拥有的思想底色,对我们今日理解人与社会的关系亦具有深刻影响。
康文娟[9]（2020）在《吴嘉宾及其文集研究》文中提出吴嘉宾,字子顾,江西南丰县人,清朝经学家、桐城派文学家,中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因抗击太平军有功,曾国藩保举其升内阁中书。江西吴氏是延陵季子后代,为南丰大族,祖上自曾祖父中进士为官,家族中为官者众多。其在家中能接受到良好的教育,传承家学,个人又刻苦学习,后中进士。主要是致力于经学,着述丰富,《周易说》十四卷,《书说》五卷,《诗说》七卷,《四书说》六卷,包括《大学》《中庸》各一卷,《论语》《孟子》各二卷,且有《求自得之室文钞》十二卷,《尚絅庐诗存》二卷,以其诗文集为主,记载其一生的行迹,体现其政治经济等思想。其着作在太平战乱中能够保存下来,实属不易,逝世后在两个弟弟及旧友帮助下刊刻,才得以留世。本文对文钞和诗集进行标点断句并研究,且搜集其他辅助资料来研究吴嘉宾。笔者以整理诗文集为基础,梳理吴嘉宾家族的历史,东隅吴氏从南丰县城迁徙至傅坊乡港下村,理清港下村的历史,及探讨两支的关系。同时研究明清南丰县及吴氏家族的科举情况,说明吴氏家族的地位。对吴嘉宾个人的研究主要探讨生平和家庭情况,太平军兴后,南丰县与太平军的战事,贡献的情况及交游情况,及交游情况,对着述进行初步的归纳整理,可见其政治、经济、人才方面的思想。
孟荣[10]（2020）在《《三鱼堂文集》校注及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的研究对象《三鱼堂文集》包括陆陇其的《三鱼堂文集》与《三鱼堂外集》,整体分为研究与校注两部分,研究部分分为四章。第一章为陆陇其生平与人物形象研究。陆陇其是一个大器晚成的人,少时以坐馆家教为生,四十六岁开始做官,几经沉浮,历官嘉定知县、灵寿知县、四川道监查御史,尤以在灵寿待的时间最长,也充分展现了他为官理政的才华,五十四到六十一岁为官灵寿期间,也是他理学思想的成熟期,写作了大量的优秀文章。陆陇其少时学习王阳明,“三十以来,始沉潜反覆乎朱子之书”,后专宗朱熹,排斥陆王。陆陇其是一位着名的循吏和理学家,他一生清廉、敢于为民请命、施行德政、重视教育及地方文化建设,在学术上,独尊程朱理学,有理学家的务实精神;同时品德高尚,他善良真实、一心为他人、知恩图报,为了感念三条鱼对曾祖的救命之恩,遂名其居为“三鱼堂”;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他并非完人,他没有同理心,不能体会他人的感受,一直在以己度人,偏执地认为所有人都应该尊程朱,还可怜佛祖“生西土”,“未听尼山讲五伦”。第二章为《三鱼堂文集》版本研究。《三鱼堂文集》版本众多,《清人别集总目》着录有15个,《中国古籍总目》着录有7个,版本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关于《三鱼堂文集》的版本情况,学界少有研究。今对其进行考辨,认为琴川书屋刻本、嘉会堂本与老扫叶山房刻本为同一版本;仅存在光绪版陆子全书刻本;《三鱼堂文集》（包括其选本《陆稼书集》）共有12个版本,包括刻本、稿本、抄本、石印本和排印本:琴川书屋刻本、四库全书本、同治七年杨昌濬武林刻本、柏经正堂刻本、光绪陆子全书刻本、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康熙正谊堂刻本、同治正谊堂刻本、丛书集成初编本、乾隆间平河赵氏清稿本、重庆抄本和日本抄本;《三鱼堂文集》包括文集12卷,外集6卷,附录1卷。第三章为《三鱼堂文集》诗歌研究。陆陇其《三鱼堂外集》6卷,包括诗歌1卷,32首。诗歌从题材上看,主要是实用性的赠答诗,从体裁上来看,大都是古体诗。诗歌的风格为浅白务实。孙奇逢与陆陇其都是明末清初的理学大家,他们都有诗歌传世,其中赠答诗所占的比例都很大。赠答的对象主要有亲人、朋友和方外人士三类,主题涉及赞赏、自述、安慰、告诫、明志等多个方面。他们都很注重赠答诗的交际功能而轻视其审美功能,都有说理的赠答诗,都有一定的慕陶情结,但由于所处环境及自身性格的差异,他们的赠答诗也表现出很大的不同。第四章为《三鱼堂文集》散文研究。《三鱼堂文集》十二卷全都是散文,《三鱼堂外集》六卷中有五卷是散文,可见所占分量之重。其中《三鱼堂文集》有杂着68篇,书信125篇,序43篇,记11篇,墓志铭、祭文27篇。《外集》有奏疏、议、条陈8篇,表、策32篇,申请、公移31篇。共有散文345篇。诗歌的功能偏重于个人抒情,故陆陇其很少作诗,散文偏重于实用的社会功能,故所作较多。作为政治家,他要用散文来议政;作为理学家,他要用散文来论学;作为普通文人,他要用散文来交际。陆陇其的散文大都为论说文,少有记叙文和抒情文。陆陇其虽写作了类型不同的散文,但都以实用为主,语言朴实无华,理胜于情,因陆陇其不屑学习文艺,也造成了他不擅长表达与书写情感。总体看来,陆陇其的散文有两个特点:一是周密严谨,很有逻辑;二是质胜于文,表情不足。此次校注以琴川书屋初印本（即嘉会堂本,下同）为底本,通校以光绪陆子全书本,并参校其他众本及相关文献。校注内容分为三部分:一是题解,包括写作时地、历史背景和题中涉及的人物,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二是注释,包括地名、诗文中涉及的人物、典故、僻词、持论措语之所自出等;三是校记。
二、温“故”而知“新”(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温“故”而知“新”(下)（论文提纲范文）
（1）《广雅疏证》通假关系新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上编 |
| 绪论 |
| 第一节 《广雅》与《广雅疏证》 |
| 一、《广雅》概况 |
| 二、《广雅疏证》概况 |
| 第二节 《广雅疏证》“通假关系新证”解题 |
| 一、“通假关系”相关概念界定 |
| 二、通假字与同源字、古今字、异体字之间的关系与区别 |
| 三、“新证”界定 |
| 第三节 《广雅疏证》研究现状回顾 |
| 一、王氏的音韵学、音转理论研究回顾 |
| 二、王氏的“因声求义”理论与实践情况回顾 |
| 三、“新证”研究回顾 |
| 第四节 研究对象、使用材料范围 |
| 一、研究对象 |
| 二、使用材料范围 |
| 第五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第一章 《广雅疏证》语音关系新证概况 |
| 第一节 王念孙的声韵理论概述 |
| 第二节 《广雅疏证》中常用通假字的语音关系概况 |
| 一、常用通假字声韵关系概况 |
| 二、常用通假字中同源、通假、古今、异体、音义相近字声韵关系概况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广雅疏证》中不常用通假字的语音关系概况 |
| 一、不常用通假字声韵关系概况 |
| 二、不常用通假字中同源、通假、古今、异体、音义相近字声韵关系概况 |
| 三、小结 |
| 第四节 《广雅疏证》中无例证通假字的语音关系概况 |
| 一、无例证通假字声韵关系概况 |
| 二、无例证通假字中同源、通假、古今、异体、音义相近字声韵关系概况 |
| 三、小结 |
| 第二章 从“新证”看王氏的“因声求义”理论 |
| 第一节 “因声求义”理论溯源 |
| 第二节 从“新证”看《疏证》对“因声求义”的实践 |
| 一、从“新证”看王氏疏证连词 |
| 二、从“新证”看王氏疏证的虚词 |
| 三、从“新证”看王氏疏证的名物词 |
| 四、从“新证”看王氏系联的同源字 |
| 五、从“新证”看王氏指出的通假字 |
| 六、从“新证”看王氏系联的音义相近字 |
| 第三节 王念孙“因声求义”理论实践的得失 |
| 一、王氏“因声求义”理论实践的成就 |
| 二、王氏“因声求义”理论实践的不足 |
| 第三章 从“新证”看王氏的“音转”理论 |
| 第一节 《广雅疏证》“新证”中的异类声转研究 |
| 一、“新证”通假字的异类声转概况 |
| 二、无例证通假字异类声转分析 |
| 第二节 《广雅疏证》“新证”中的异类韵转研究 |
| 一、“新证”通假字的异类韵转概况 |
| 二、无例证通假字异类韵转分析 |
| 第三节 从“新证”看《广雅疏证》中的“转”语 |
| 一、常用通假字的声韵关系概况 |
| 二、不常用通假字的声韵关系概况 |
| 三、无例证通假字的声韵关系概况 |
| 第四节 王氏音转理论与实践的得失 |
| 结语 |
| 下编 |
| 表一:《广雅疏证》(含《补正》)常用通假字一览表 |
| 表二:《广雅疏证》(含《补正》)不常用通假字一览表 |
| 表三:《广雅疏证》(含《补正》)无例证通假字一览表 |
| 三十韵部条目索引 |
| 音序索引 |
| 引用材料简称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2）先秦儒家心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先秦儒家心论研究现状述评 |
| 三、本文的研究对象、问题、路径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先秦儒家心论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来源 |
| 一、先秦儒家心论诞生的时代背景 |
| (一) 政治秩序: 礼坏乐崩 |
| (二) 兼并战争: 不义攻伐 |
| (三) 大道即隐: 民风败坏 |
| 二、《易经》《尚书》《诗经》中的“心”说滥觞 |
| (一) 《易》“心”典型应用 |
| (二) 《书》“心”丰富发展 |
| (三) 《诗》“心”蔚为大观 |
| 三、先秦儒家“心”范畴体系的层次和演变 |
| (一) 先秦儒家“心”说义涵之历史进路 |
| (二) 先秦儒家“心”范畴对天性情知等概念的涵括 |
| 四、先秦时期道、墨、法、管四家论“心” |
| (一) 老子:以无知、无欲论“心” |
| (二) 庄子:以虚心、游心论“心” |
| (三) 墨家兼爱: 以爱正“心” |
| (四) 刑名法家: 以法正“心” |
| (五) 管子四篇: “心”治与国治 |
| 五、先秦儒家论“心”的独特之处 |
| (一) 先秦儒家论“心”的特点 |
| (二) 孟荀“心”论进路的差异 |
| 第二章 先秦儒家“心”说的天人际会品格 |
| 一、天赋心以德性: “以德论天”和“以天论德” |
| (一) 殷周之间的范式转换 |
| (二) 以德论天: 天之德义的产生 |
| (三) 天赋人德: 自天子至庶民 |
| (四) 以天论德的完成: “天生德于予” |
| 二、心知的天生人成 |
| (一) 认知辨义: 先天之知与后天之知 |
| (二) 知之可能: 心何以能知 |
| (三) 心知的性质: 经验知识与德知 |
| 三、先秦儒家天人关系的体认: 与天合德与不求知天 |
| (一) 天道与人心的内在遥契: “以天论心”与“以心明天” |
| (二) 荀子“天人之分”乃“复归之分” |
| 四、外在的天命与人心的尊严和抉择 |
| (一) 命的预设: 命定 |
| (二) 儒家的天命即人道之抉择而显 |
| 第三章 先秦儒家诸子“心”“性”学说异同 |
| 一、先秦儒家“性”论大同小异之流变 |
| (一) 前诸子时期“性”的概念 |
| (二) 由特殊至一般:先秦儒家“性”之定义的共同规定性 |
| (三) 同中有异: 先秦儒家“性”之多义性阐释 |
| 二、从仁本到“心”“性”交错含融的历史演化过程 |
| (一)初变: 从仁本涵摄“心”“性”至“心”与“性”大体相同 |
| (二) 再变: 从孟子“即心言性”至荀子“以心治性”的演变 |
| 第四章 先秦儒家思想中“心”与“情”“欲”的内在张力 |
| 一、先秦儒家“情”意涵的变迁与升华 |
| (一) 孔子以“仁者爱人”推而广之的道德情感论情 |
| (二) 《性自命出》以“好恶”与“喜怒哀悲”的自然情感论情 |
| (三) 《大学》《中庸》以“喜怒哀乐”等具有价值义的自然情感论“情” |
| (四) 孟子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道德情感论“情” |
| (五) 荀子以“性情”与“情欲”地双重涵义解“情” |
| 二、先秦儒家“心”“欲”关系的发展 |
| (一) 前诸子时期天赋欲望思想的萌发 |
| (二) 诠欲以见历史现实:孔孟荀的解读 |
| 三、先秦儒家以“心”范“情”“欲”的主张 |
| (一) “心”对“情”的中和 |
| (二) “心”对“欲”的约束 |
| 第五章 体用一贯:从心本体论建立到仁政的探索落实 |
| 一、“心”有其本:先秦儒家心本体论的内蕴 |
| (一) 先秦儒家以天道为“心”的形上根据 |
| (二) 先秦儒家以“心”为创生道德的本体 |
| 二、内在成德:正心与修身的互动 |
| (一) 道德本体之应然到“身”“心”同体之实然 |
| (二) 从“身”“心”同体之实践到道德价值的升华 |
| 三、从内圣仁心到外王仁政的落实 |
| (一) “礼”“仁”一贯的为政吁求 |
| (二) 德治为主,先教后刑的治国理念 |
| (三) 仁政治国的举措 |
| 结语: 先秦儒家“心”论的学术意义和在当今世界的价值 |
| (一)运思于天人之际:先秦儒家心论的学术意义 |
| (二)中西文化交融背景下儒学复兴的历史机遇 |
| (三)先秦儒家心论思想对新的时代问题的回应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相关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宋徽宗《圣济经》新校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圣济经》成书与流传概况 |
| 1 成书概况 |
| 1.1 文化背景 |
| 1.2 医政背景 |
| 1.3 宋徽宗与《圣济经》 |
| 2 宋徽宗《圣济经》流传情况 |
| 2.1 南宋与金元时期 |
| 2.2 明清及民国时期 |
| 2.3 当代流传与研究 |
| 二、宋徽宗《圣济经》原文注释 |
| 1 注释凡例 |
| 2 宋徽宗御制《圣济经》序 |
| 3 宋徽宗《圣济经·卷之一》体真篇 |
| 3.1 阴阳适平章第一 |
| 3.2 精神内守章第二 |
| 3.3 气形充符章第三 |
| 3.4 饮和食德章第四 |
| 3.5 颐神协序章第五 |
| 3.6 通术循理章第六 |
| 4 宋徽宗《圣济经·卷之二》原化篇 |
| 4.1 孕育立本章第一 |
| 4.2 凝形殊禀章第二 |
| 4.3 气质生成章第三 |
| 4.4 藏真赋序章第四 |
| 4.5 扶真翼正章第五 |
| 4.6 和调滋育章第六 |
| 5 宋徽宗《圣济经·卷之三》慈幼篇 |
| 5.1 保卫鞠育章第一 |
| 5.2 乳哺襁褓章第二 |
| 5.3 形气变成章第三 |
| 5.4 稽原疾证章第四 |
| 6 宋徽宗《圣济经·卷之四》达道篇 |
| 6.1 洞化知体章第一 |
| 6.2 察色精微章第二 |
| 6.3 持脉虚静章第三 |
| 6.4 候气守经章第四 |
| 7 宋徽宗《圣济经·卷之五》正纪篇 |
| 7.1 理贯三才章第一 |
| 7.2 循常施化章第二 |
| 7.3 形精孚应章第三 |
| 7.4 政治权衡章第四 |
| 7.5 生气资治章第五 |
| 8 宋徽宗《圣济经·卷之六》食颐篇 |
| 8.1 因时调节章第一 |
| 8.2 固本全冲章第二 |
| 8.3 明庶慎微章第三 |
| 9 宋徽宗《圣济经·卷之七》守机篇 |
| 9.1 通用时数章第一 |
| 9.2 知极守一章第二 |
| 9.3 推原宗本章第三 |
| 9.4 治先未形章第四 |
| 10 宋徽宗《圣济经·卷之八》卫生篇 |
| 10.1 神宫通理章第一 |
| 10.2 荣卫行流章第二 |
| 10.3 存神驭气章第三 |
| 11 宋徽宗《圣济经·卷之九》药理篇 |
| 11.1 攻经式训章第一 |
| 11.2 制字命物章第二 |
| 11.3 名定实辨章第三 |
| 11.4 权通意使章第四 |
| 12 宋徽宗《圣济经·卷之十》审剂篇 |
| 12.1 气味委和章第一 |
| 12.2 表里深明章第二 |
| 12.3 致用协宜章第三 |
| 三、宋徽宗《圣济经》校释研究专题 |
| 1 校勘概述及校释版本对比 |
| 2 宋徽宗《圣济经》征引医论来源考——以原化篇、慈幼篇为例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 中医古籍文献训诂方法概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4）宋代传状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 |
| 二、研究方案 |
| 第一章 宋前传状文源流 |
| 第一节 传状文的界定 |
| 一、传记的分析 |
| 二、行状的解读 |
| 第二节 宋前传状文的形成与流变 |
| 一、由传经到记人的题材型塑 |
| 二、由量变到质变的创作实绩 |
| 第二章 “抗汉唐而出其上兮”:两宋传状文的新变 |
| 第一节 质与文:史传与传状的叙事差异 |
| 二、传状与史传的内容联系 |
| 第二节 题材拓展:日常化的世俗书写 |
| 一、亲友间的生活交往史 |
| 二、社会风尚的微缩景观 |
| 三、儒释融通的僧传创作 |
| 第三节 文人心态:南渡题材的重构 |
| 一、“文字狱”与遗民心曲 |
| 二、以文为戏与传记兴寄 |
| 第三章 “肇振斯文”:宋代传状文的发展与代表作家 |
| 第一节 “气全理正”,宋代传状文的发展 |
| 一、骈散对峙:北宋前期的传状创作 |
| 二、古文鼎盛:北宋中期的传状创作 |
| 三、文不少衰:南渡前后的传状创作 |
| 四、事功义理:南宋中兴的传状创作 |
| 第二节 “学统四起”,宋代传状文的代表作家 |
| 一、斯文:文章家苏轼的传状创作 |
| 二、尊王:经学家王安石的传状创作 |
| 三、明道:理学家朱熹的传状创作 |
| 第四章 尊体与破体:历代《文选》类总集中的传状选编及特质 |
| 第一节 历代《文选》类总集中的传状着录 |
| 一、历代《文选》类总集中的传状选编述评 |
| 二、历代《文选》类总集中的传状文体识要 |
| 第二节 破体与《文选》类总集所选宋传状文体特征 |
| 一、传状作为文学文本何以可能 |
| 二、《文选》类总集选宋代传状的特色 |
| 三、“破体为文”与宋代传状的变体之作 |
| 附录 历代《文选》类总集传状文收录一览表 |
| 第五章 “范式转型”:宋代传状文的影响 |
| 第一节 补史存史,宋代传状文的价值 |
| 第二节 简明有法,宋代传状文体思想的影响 |
| 第三节 平民视角,明传状对精英立场的反拨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宋代传状文篇目一览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5）《论语集释》按语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现状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论语集释》的成书及其体例 |
| 第一节 《论语集释》的成书经过及程氏的编纂思想 |
| 第二节 《论语集释》的撰述体例 |
| 第三节 《论语集释》体例上的不足 |
| 第二章 《论语集释》按语内容的研究 |
| 第一节 对历代诸家着述及人物的介绍 |
| 第二节 对历代诸家学术思想的品评 |
| 第三节 训诂上的补证与新解 |
| 第三章 《论语集释》对朱注的研究 |
| 第一节 对朱注的态度 |
| 第二节 指出朱注的错误 |
| 第三节 辨考朱注的来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论语集释》按语整理 |
（6）王直交游着作考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 |
| 1.研究现状 |
| 2.研究意义 |
| (二)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王直家世及其生平 |
| (一)王氏家世考证 |
| 1.王沂 |
| 2.王泰 |
| 3.王直平辈 |
| 4.王直后裔 |
| (二)王直生平概述 |
| 1.初入仕途、列位星宿(1379 年—1405 年) |
| 2.升迁六次、平步青云(1406 年—1442 年) |
| 3.位居冢宰、主持大节(1443 年—1451 年) |
| 4.晚节有辱、致仕回乡(1452 年—1462 年) |
| 二、王直交游考述 |
| (一)王直与前辈的交游 |
| 1.恩师类 |
| 1.1 杨士奇 |
| 1.2 胡俨 |
| 1.3 胡广 |
| 1.4 梁潜 |
| 2.亲属类 |
| 2.1 陈氏兄弟 |
| 2.2 严氏兄弟 |
| (二)王直与同辈的交游 |
| 1.同僚类 |
| 1.1 王英 |
| 1.2 周忱 |
| 1.3 曾棨 |
| 1.4 胡濙 |
| 2.处士类 |
| 2.1 萧鹏汉 |
| 2.2 刘仲高 |
| 2.3 曾用砺 |
| (三)王直与后辈的交游 |
| 1.同乡类 |
| 1.1 陈循 |
| 1.2 萧镃 |
| 1.3 廖谟 |
| 2.他乡类 |
| 2.1 于谦 |
| 2.2 王翱 |
| 2.3 曹义 |
| 三、王直着述考 |
| (一)《抑庵文集》十三卷本 |
| (二)《抑庵文集》五十卷本 |
| (三)《抑庵文集》四十卷本 |
| (四)《抑庵文集》四十卷本与五十卷本之对比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7）《李象先集》整理及李氏交游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附图 |
| 引言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遗民研究 |
| (二)明遗民研究 |
| (三)明清时期山东士人研究 |
| (四)李焕章研究 |
| 三、资料与研究方法 |
| (一)资料 |
| (二)研究方法 |
| 上篇 《李象先集》整理 |
| 第一章 李焕章诗文的刊刻与流传 |
| 第一节 李焕章存世文献概述 |
| 一、李焕章存世文献梳理 |
| 二、李焕章诗文总数考辨 |
| 第二节 李焕章诗文的刊刻 |
| 第二章 《李象先集》整理 |
| 前言 |
| 李象先集 |
| 卷一 赋 |
| 卷二 记 |
| 卷三 序 |
| 卷四 书 |
| 卷五 跋 |
| 卷六 传 |
| 卷七 说 |
| 卷八 墓表墓铭 |
| 卷九 疏 |
| 卷十 杂着 |
| 象先文拾遗 |
| 象先遗诗 |
| 附录 |
| 一、李焕章家人诗作 |
| 二、《织斋文集》序及目录 |
| 三、《织水斋集》序及目录 |
| 四、李焕章生平资料 |
| 五、诸城友人所藏李焕章着述目录 |
| 六、友人赠诗 |
| 下篇 李焕章其人及其交游考 |
| 第一章 李焕章生活之时代 |
| 第一节 明末山东的社会状况 |
| 第二节 清军南下侵扰及抗清斗争 |
| 第二章 乐安李氏与李焕章其人 |
| 第一节 乐安李氏家族 |
| 一、明初徙居,渐成显族 |
| 二、父祖贤德,称闻乡里 |
| 三、兄弟五人,皆有所成 |
| 四、朝代鼎革,家族衰落 |
| 第二节 李焕章其人 |
| 一、绝意仕进 |
| 二、外出游历 |
| 三、结社隐居 |
| 四、编修方志 |
| 第三节 李氏生卒年考证 |
| 一、李氏生年 |
| 二、李氏卒年 |
| 第三章 李焕章交游考 |
| 第一节 与周亮工及“真意亭四君子”之交 |
| 一、与周亮工之交 |
| 二、与李澄中之交 |
| 三、与安致远、张贞之交 |
| 第二节 与其他士人之交 |
| 一、与诸城遗民团体之交 |
| 二、与青州等地其他士人之交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8）中日韩《孟子》学研究 ——以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1.1 中日韩《孟子》学研究背景 |
| 1.1.2 本文特点及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3.1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孟子》主旨之不同把握 |
| 1.3.2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天人关系之不同理解 |
| 第二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之学术特色 |
| 2.1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体现时代之思想 |
| 2.2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孟子》之推崇 |
| 第三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道”之异同及其意义 |
| 3.1 朱熹对“道”之理解 |
| 3.1.1 阴阳之气与自然秩序 |
| 3.1.2 “人之气”与“天地之气” |
| 3.2 伊藤仁斋对“道”之理解 |
| 3.2.1 对朱熹之“道”的批评 |
| 3.2.2 “道”至近至浅 |
| 3.2.3 “道”在人伦之间 |
| 3.3 丁若镛对“道”之理解 |
| 3.3.1 “道”是人伦之道 |
| 3.3.2 “天之主宰为上帝” |
| 3.4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之“道”的意义指向 |
| 3.4.1 朱熹之道贯通天人 |
| 3.4.2 伊藤仁斋人伦之道关注人间 |
| 3.4.3 丁若镛天道尊崇“上帝” |
| 3.4.4 “道”决定三家学问底色 |
| 第四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理”之异同及其意义 |
| 4.1 朱熹对“理”之理解 |
| 4.2 伊藤仁斋对“理”之理解 |
| 4.2.1 对朱熹之“理”的批评 |
| 4.2.2 “一元之气”为天道之全体 |
| 4.3 丁若镛对“理”之理解 |
| 4.4 “理”为三家分歧之根本 |
| 第五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孟子》理解之异同及其意义 |
| 5.1 朱熹《孟子集注》的特点 |
| 5.1.1 朱熹对《孟子》作者等问题之理解 |
| 5.1.2 朱熹对《孟子》主旨之把握 |
| 5.2 伊藤仁斋《孟子古义》的特点 |
| 5.2.1 仁斋对《孟子》作者等问题之理解 |
| 5.2.2 仁斋对《孟子集注》之继承与反驳 |
| 5.3 丁若镛《孟子要义》的特点 |
| 5.3.1 丁若镛对《孟子》作者等问题之理解 |
| 5.3.2 丁若镛对《孟子》主旨之把握 |
| 5.4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孟子》诠释之意义 |
| 第六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孟子仁说之异同及其意义 |
| 6.1 朱熹对孟子仁说的理解 |
| 6.2 伊藤仁斋对孟子仁说的理解 |
| 6.2.1 仁只是爱,不是理 |
| 6.2.2 “仁”只在人伦之间 |
| 6.2.3 仁是公共之爱 |
| 6.3 丁若镛对孟子仁说的理解 |
| 6.3.1 仁是“人伦之成德” |
| 6.3.2 仁成于行事之后 |
| 6.4 孟子仁说反映三家思想之异同 |
| 第七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孟子性善说之异同及意义 |
| 7.1 朱熹对孟子性善说的理解 |
| 7.1.1 朱熹“性即理”的理论来源 |
| 7.1.2 朱熹“性即理”的主要内容 |
| 7.1.3 朱熹“性即理”的地位及意义 |
| 7.2 伊藤仁斋对孟子性善说的理解 |
| 7.2.1 伊藤仁斋“性好恶说”的理论来源 |
| 7.2.2 伊藤仁斋“性好恶说”的主要内容 |
| 7.2.3 伊藤仁斋“性好恶说”的意义 |
| 7.3 丁若镛对孟子性善说的理解 |
| 7.3.1 丁若镛“性嗜好说”的理论来源 |
| 7.3.2 丁若镛“性嗜好说”的主要内容 |
| 7.3.3 丁若镛“性嗜好说”的意义 |
| 7.4 孟子性善说全面反映三家学问之异同 |
| 第八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孟子“不动心”之异同及其意义 |
| 8.1 朱熹对孟子“不动心”的理解 |
| 8.1.1 “道义”是“不动心”的根本 |
| 8.1.2 “知言”即是“知道” |
| 8.1.3 “浩然之气”是“不动心”之襄助 |
| 8.2 伊藤仁斋对孟子“不动心”的理解 |
| 8.3 丁若镛对孟子“不动心”的理解 |
| 8.4 以孟子“不动心”蠡测三家儒学思想 |
| 第九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孟子仁政说之异同及意义 |
| 9.1 朱熹对孟子仁政说的理解 |
| 9.1.1 不忍人之心与不忍人之政 |
| 9.1.2 一正君心而国定 |
| 9.2 伊藤仁斋对孟子王道说的理解 |
| 9.2.1 “生生之德” |
| 9.2.2 “君为民之父母”与“与民偕乐” |
| 9.2.3 “慈爱为仁”与“仁政”说 |
| 9.2.4 仁斋论教育 |
| 9.3 丁若镛对孟子仁政的理解 |
| 9.3.1 举用贤才与理财丰产 |
| 9.3.2 教化与道心 |
| 9.4 以孟子仁政说管窥三家儒学思想 |
| 结语:中日韩三国《孟子》学研究及其意义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9）吴嘉宾及其文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三、以往研究的回顾 |
| 第一章 南丰东隅吴氏的居徙历史与科举 |
| 第一节 东隅吴氏家族 |
| 第二节 东隅吴氏与柏溪吴氏 |
| 一、柏溪港下村的历史 |
| 二、东隅吴氏与柏溪港下村 |
| 第三节 东隅吴氏的科举状况 |
| 一、南丰各姓氏科举状况概述 |
| 二、吴氏家族的科举状况 |
| 第二章 吴嘉宾生平及其着述初步整理 |
| 第一节 吴嘉宾生平 |
| 一、吴嘉宾家庭状况 |
| 二、成长经历与宦绩 |
| 三、吴嘉宾与太平军之征战 |
| 第二节 吴嘉宾着述的初步整理 |
| 一、经部着作整理 |
| 二、集部着作整理 |
| 第三章 吴嘉宾交游考略 |
| 第一节 在家乡时期 |
| 一、与谭祖同、谭锡洪交往 |
| 二、与周来禄交往 |
| 第二节 在京时期 |
| 一、与徐湘潭交往 |
| 二、与黄爵滋交往 |
| 三、与张际亮交往 |
| 四、与倭仁交往 |
| 五、与曾国藩交往 |
| 第四章 吴嘉宾思想的初步研究 |
| 第一节 经学思想 |
| 一、重视礼学 |
| 二、崇尚王阳明思想 |
| 第二节 政治经济思想 |
| 一、治内胜于防外的思想 |
| 二、举荐人才负责制的思想 |
| 三、重钱轻银的思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求自得之室文钞 |
| 附录2 :尚絅庐诗存 |
| 附录3 :吴嘉宾年谱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10）《三鱼堂文集》校注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意义与价值 |
| 二、研究现状 |
| (一)关于陆陇其 |
| (二)关于《三鱼堂文集》的版本 |
| (三)关于理学家的文学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陆陇其的生平、思想与品行 |
| 第一节 陆陇其的生平 |
| 第二节 陆陇其的思想与品行 |
| 第二章 《三鱼堂文集》版本考述 |
| 第一节 《三鱼堂文集》的版本着录与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部分版本辨析 |
| 第三节 四库本、柏经正堂本、稿本、抄本 |
| 第三章 《三鱼堂文集》诗歌内容及艺术特色 |
| 第一节 总体内容及风格 |
| 第二节 孙奇逢与陆陇其赠答诗之比较 |
| 第四章 《三鱼堂文集》散文内容及艺术风格 |
| 第一节 散文基本内容 |
| 第二节 周密质实的散文风格 |
| 结语 |
| 《三鱼堂文集》校注 |
| 参考文献 |
| 附録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后记 |
四、温“故”而知“新”(下)（论文参考文献）
- [1]《广雅疏证》通假关系新证[D]. 韦婷. 吉林大学, 2021(01)
- [2]先秦儒家心论研究[D]. 张馨予. 山东大学, 2021(10)
- [3]宋徽宗《圣济经》新校释[D]. 梅耀文. 甘肃中医药大学, 2021(01)
- [4]宋代传状文研究[D]. 周丽艳.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2)
- [5]《论语集释》按语整理与研究[D]. 吕点.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3)
- [6]王直交游着作考论[D]. 苏乐盈. 江西师范大学, 2020(12)
- [7]《李象先集》整理及李氏交游研究[D]. 刘爽. 江西师范大学, 2020(11)
- [8]中日韩《孟子》学研究 ——以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为中心[D]. 王岩. 山西大学, 2020(12)
- [9]吴嘉宾及其文集研究[D]. 康文娟. 江西师范大学, 2020(11)
- [10]《三鱼堂文集》校注及研究[D]. 孟荣.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