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世纪急危重症论坛”将于2001年3月在北京举办(论文文献综述)
黄锦南[1](2021)在《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的《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中国形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哈萨克斯坦是我国的世代友好邻邦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首倡之地和先行先试地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中国在哈萨克斯坦媒体中的国家形象研究越来越受到各学科研究者的重视。然而,已有成果大部分采用了基于还原论的研究方法,并不能完全契合国家形象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其本身固有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特质,忽略了国家形象系统内部的动力学特征和涌现。因此,本论文将网络科学的复杂网络方法引入国家形象研究,以检验该方法在国家形象系统研究中的有效性。本文选取了哈萨克斯坦官方报纸《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为研究对象,收集了2014年7月至2018年6月的全部涉华报道和2019年12月至2021年2月与新冠疫情相关的部分涉华报道文本,构建了一大一小、一整体一局部的两种文本数据库,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结合诸如国际关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及中哈两国政府的各项大政方针政策,对“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在哈萨克斯坦官方媒体中的整体国家形象进行了全面挖掘和研究,并对新冠疫情背景下中国在哈官媒中的国家形象进行了具体的个案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哈真理报》涉华报道主要展现了以下4个角度的中国形象:(1)哈萨克斯坦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形象;(2)哈萨克斯坦的全方位支持者形象;(3)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形象;(4)灾害频发的国家形象。本论文的研究目的主要包括:(1)对国别区域研究的方法创新作出探索,尝试复杂网络方法在国家形象研究中的应用;(2)挖掘和呈现“一带一路”和新冠疫情背景下哈萨克斯坦官方报纸《哈真理报》中的中国形象;(3)为国家形象、国别区域、乃至其他领域研究者提供哈萨克斯坦官方报纸的客观中国形象数据和真实报道文本。
李杰[2](2020)在《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文中提出“对口支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基于我国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及中部地区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发展水平存在的较大差距,以及地区之间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和互补性的客观实际,为推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较快发展,最终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于20世纪70年代末制定、实施并不断完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项政策、制度。对口支援的实施,在控制和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推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较快发展,以及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及其破解、“一带一路”的实施与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持续进行和发力,特别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为对口支援的创新、完善以及全方位、深层次的有效实施,带来了历史性的新机遇,提供了新导向和新路径。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以《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为题,在充分借鉴现有理论成果及其观点的基础上,运用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府际关系理论和政策网络理论,经济学区域发展理论以及民族学民族发展理论,展开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通过梳理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发展历程、基本类型及其推广应用,明确对口支援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及民族政策体系中的地位,探寻对口支援的价值目标、意图以及功能、作用,并对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制度体系、绩效进行检视。研究发现,对口支援政策在促进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大功能和作用。同时,存在着造血功能不足、援助效率不高以及制度激励不足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受一些因素使然:既有政策因素的影响,没有使多元主体形成协同治理的工作格局、没有形成具有足够内驱力的政策运作机制以及一整套精细化的政策工具;又受任务设定的制约,诸如任务扩界、任务累加、任务分配、路径依赖以及利益博弈导致的目标分歧等;还有环境条件的约束,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环境特殊、经济发展滞后、社会环境独特以及国际环境条件复杂,等等。问题产生的原因,决定了问题解决的方式及其路径。对口支援中存在的问题,是由政策因素、任务设定以及环境条件等因素所致,这就决定了这一问题的解决应当遵循中央统筹与地方联动、规划先行与科学发展、软硬结合与突出重点、坚持互利与加强合作等基本原则,在中央政府领导下,构建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长效机制以及探寻其有效性的实现路径。首先,构建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长效机制。包括:一是对口支援目标机制,全面认识对口支援政策的特殊性和阶段性、强化“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以及产业支援要帮扶受援地区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二是对口支援动力机制,实现“互惠共赢”的利益分享、鼓励援助的“利益补偿”以及强化有关主体“利益共同体”意识等。三是对口支援约束机制,完善相关法律约束制度、建立严格的行政问责制度以及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估制度等。四是对口支援协调机制,发挥中央政府“顶层设计”的协调功能、坚持“科学规划”的工作方针以及建立健全“政府——市场——社会”统筹协调机制等。其次,新时代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路径选择。一是紧紧围绕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加大对口支援的力度和有效性,破解当代中国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之间、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二是充分借力“一带一路”的实施和推进,紧紧围绕“一带一路”,在两个“互联互通”中发挥对口支援的政策功能和作用。三是助力“西部大开发”战略,围绕人力资源开发,加大教育、卫生、文化对口支援力度;深化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体制改革,大力改善投资环境;通过“双向交流”、干部支援、在职培训等多种方式,加强西部人才建设,为西部大开发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四是按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在对口支援中推进西部民族地区制度建设的现代化: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并且有效发挥制度效能,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和提升地方政府能力,促进政府与市场、社会间的良性互动,提高行政效能,优化资源配置。
崔良晓[3](2018)在《“新中医”与近代中医知识体系的转型 ——以“海上名医”秦伯来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医发展至近代,已然步入转型时代。在西方医学的冲击下,弊病丛生的传统中医面临了极大的生存危机。身处四面交困的窘境,中医界人士掀起了一系列抗争图存的救亡运动,构成了近代中医发展的主旋律。在这场跨越时代的救亡运动中,伴随着中西医激烈的论争,传统中医在“新中医”群体的努力下实现了知识体系的转型与建构。秦伯未作为当时“新中医”群体中的一员,积极接受西医知识,勇于变革传统中医,为中医发展摸索了多条路径。在中医学术研究方面,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这一新式院校中成长起来的秦伯未,接受中西医知识,形成了独到的衷中参西的中医观。他运用西医知识整理经典医籍,强调中医经典理论的研究,反对过激的西医化。他的学术观点连同其他学人观点,共同凝聚出近代中医学说理论新貌。在中医教育方面,秦伯未积极探索中医教育的多种形式。他投身院校教育,与医界同仁共同创办上海中国医学院,完善课程设置,培育中医人才;他发挥个人力量,依托医室形成“秦氏同门”的群体力量,凝聚专业人才;他创设函授、刊授的社会教育形式,更为广泛地传播中医知识。在中医出版方面,秦伯未形成了独到的期刊编辑思想,关注读者视角,凝聚编创团体,更成为期刊传播中的“把关人”。其主办了四份各具特色的期刊,整合了中医药资源,构建出公共学术空间。还依托中医书局,打造品牌效应,推动中医知识的生产和消费。在中医社团方面,秦伯未从参与者到创办者,加入许多不同类型的中医社团,参与到众多社团活动中。中医社团结群聚力,在中西医论争、保障同业、期刊互动等方面均发挥了群体效力。在秦伯未的医学人生里,他始终致力于中医事业的发展。尽管他不是当时中医界中影响最大的人物,但他摸索开创了多种发展方式,这是远远超过同时期中医人士的。他创新了中医发展的既有模式,实际上也为近代中医知识体系的转型提供了更多的路径。透过秦伯未极为广泛的各项活动,能够看到近代中医的新面貌。在近代,传统中医学说融汇西方学说,重新整理出新体系。中医知识的传承也脱离了传统的师徒相授、医派相承,转为进入科学化的学科体制。另外中医期刊的繁荣、中医专业社群的出现,都是中医知识体系转型的表征。在以秦伯未为代表的“新中医”群体的努力下,近代中医在救亡图存的抗争道路上突破了四面楚歌的窘迫,完成了知识体系的转型,实现了学科的进步与发展。
河娜(Ha Na)[4](2018)在《韩国新媒介产业发展及其动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研究的主题是“韩国新媒介产业发展及其动因研究”。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韩国的经济发展尤其是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也一直备受中国媒介人的关注,但全面系统研究韩国有关成就及揭示其动因的论着迄今还是空白。本论文尝试开展这一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研究工作,以望能为韩国文化创意产业未来发展以及中国新媒介的成长发展都提供有益的启示。本文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从韩国新媒介产业领域当中选取核心的五大产业——互联网产业、移动新媒介产业、数字出版产业、动漫与卡通形象产业、数字电视产业进行分析与考察,在探寻韩国新媒介产业发展态势的同时,着重展开对其各个不同领域的新媒体产业之内涵及特征的解析与阐释,尽可能详细剖析出其韩国新媒介产业发展中的特点与兴起的动因。本文运用当今最新的产业报告、政府机构政策报告以及相关学术资料,梳理并揭示韩国新媒介产业发展的历史进程及整体风貌,力图从历史和人文的角度来揭示韩国新媒介产业发展的动因。立足于对韩国新媒介产业的发展动因,通过探讨韩国新媒介产业背后的韩国国民性等文化因素,进一步对韩国文化创意市场做出全新的解读。本文的研究主要由五个部分构成,一是运用较为详实的一手资料,通过对“韩国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历程”、“韩国电子商务的主要应用服务及特点”和“韩国互联网产业的管理”这三项有机联系之内容的考察,全面对韩国互联网产业的发展与展望进行了呈现。二是从“韩国移动通信产业的发展历程”、“韩国移动媒体的主流趋势与动向”、“韩国智能媒介的主要增值应用服务”和“移动广告产业动向分析”这四个互为关联的不同侧面,来阐释韩国移动新媒介产业的兴起发展所具备的特点。三是通过对“韩国出版产业的现状”、“影响韩国出版产业的历史因素”、“韩国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及“韩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战略”的产业动态变化的分析,来梳理韩国数字出版产业的现状并对其未来趋势做以展望。四是将韩国动漫与卡通形象产业为研究对象,从韩国动漫产业发展现状入手,详细分析韩国网络漫画“Webtoon”的现状与发展趋势,进一步探讨韩国动漫市场制度政策的建议和展望。五是通过对普通电视到高清及数字电视的发展进程的整理分析,在韩国地面数字电视的转移历程与韩国广播电视与通信的融合背景下,来阐述在韩国数字电视产业影响下重构和发展。本文最后对韩国新媒体产业发展进行概观论述、并对其发展动因进行分析、建议与总结,对传统与现代之间并蓄与包容的韩国新媒体产业进行文化定位,并对其新媒体领域的后续研究作出概要铺垫。
丁泽丽[5](2017)在《近代中国红十字会公共卫生事业研究 ——以上海为中心》文中认为近代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落后,环境脏乱、饮食不洁、卫生意识淡薄、医药技术滞后等,以致民众死亡率居高不下。红十字会以1863年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的成立为标志诞生。它脱胎于战争救护,最初未涉足公共卫生工作,因其践行人道主义的宗旨与公共卫生的理念不谋而合,公共卫生逐渐纳入红十字会的例行工作。中国红十字会在近代中国特殊卫生状况及人道主义宗旨的促使下,开始从事公共卫生事业。自晚清至民国终结,中国红十字会公共卫生事业历经奠基起步、迅速发展、砥砺前进、全面拓展四个阶段。红十字会卫生制度由“一概而论”发展为“分门别类”,卫生机构数量由“星星之火”发展为“燎原之势”,卫生人员培养由“医护包干”发展为“卫生人才”,业务内容由单一的“疫疠防护”发展为综合的“社会服务”。这四点勾勒出近代中国红十字会公共卫生事业四个阶段的演进轨迹。中国红十字会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疫病防治、卫生宣传教育、难民卫生、妇幼卫生四个方面。疫病防治自1912年开始正式纳入红十字会工作范畴,标志中国红十字会公共卫生事业的正式开始。为保证该项事业顺利进行,中国红十字设立常设公立医院及临时防疫医院,平时开展接种牛痘、注射时疫药水等预防工作,疫情肆虐时,设立时疫医院,派遣救疫队等展开救治工作。疫病防治工作的实施中体现了公共卫生的公共性:医权共享,惠及贫苦;防治兼施,以防为主;城乡渐进,由城及乡;医患共融,同御疫疠。卫生宣传教育工作自20世纪20年代方开始正式开展,战前的卫生教育主要为卫生理论教育,通过红十字人着文及《中国红十字会月刊》中的卫生“补白”向民众灌输疫病预防、饮食卫生、日常保健等卫生常识。战后,红十字会将理论与实践结合,沿袭战前卫生理论宣传的同时,开展难民卫生教育、红十字青少年卫生训练。难民卫生为抗战期间,中国红十字总会留沪人员组织中外慈善人士成立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开展的卫生工作。上海国际红十字会设立难民救济委员会、医务委员会等卫生组织的同时,联合中华医学会、工部局卫生处成立上海防疫会及难民卫生合作委员会,改善难民收容所环境卫生,开展难民疫病防治,注重难民饮食卫生等。1938年底,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难民卫生工作相继停办后,由中国红十字总会接办医务委员会工作,直至沪地收容所解散,难民疏散。妇幼卫生工作至复员时期方真正落实,1936年中国红十字会设立妇女部,然因战争影响,徒有虚名,至复员后方名副其实。事实上,在此之前红十字会常设医院的接生工作,抗战期间上海国际红十字会设立的产科医院及开展妇幼身体检查等为复员期间的妇幼工作奠定了基础。复员后,中国红十字会依托各地分会医院、诊疗所、护士学校、产科学校开展此项工作,为保证工作有序进行,制订相关制度。经精心筹划后,各分会妇幼卫生工作有序进行,于妇女推进科学接生的同时,进行妇女卫生训练,于儿童设立儿童营养站,开展儿童健康竞赛等。经中国红十字会的努力及相关组织的协助,中国红十字会的各项公共卫生工作取得一定成就。在中国红十字会推进工作,发展公共卫生事业的历程中,随国内环境变化及红十字事业发展需要,公共卫生事业发生明显变化。其变迁特点主要为工作主体由“总会独揽”到“分会担当”,工作开展由“消极应战”到“主动出击”,工作方式由“单打独斗”到“社会参与”。中国红十字会的努力为其在推进近代中国公共卫生事业发展中争得一席之地,其传播国际公共卫生理念、引导中国公医制度确立、推进城市卫生工作深入、推动乡村公共卫生发展,对近代中国公共卫生事业具有重要意义。当然,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期间中国红十字会面临人力物力财力掣肘、房屋问题重重、卫生工作效力受限、红十字标志遭亵渎等困境。追其缘由,一方面由于近代中国天灾人祸频仍,中国红十字会以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救援各项灾难,力不从心,及近代中国对公共卫生事业不够重视,投入低;另一方面限于中国红十字会自身的组织局限。因此,中国红十字会在曲折中实现自身价值,推进近代中国公共卫生事业发展。
姬凌辉[6](2015)在《清末民初细菌学的引介与公共卫生防疫机制的构建》文中研究指明在中国近代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除了物质与制度方面的引入外,还有隐而不彰的知识与理论的交流,中国近代细菌学说史即是其中重要一环,对中国近代细菌学引入概况的探讨也是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国近代知识与制度转型的题中之义。鸦片战争以前,中西医学仅仅是通过极少数耶稣会士互相交流,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条约口岸的逐渐建立和传教士医学传教行为的逐渐合法化和内地化,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最先走向世界的一批国人在日记中对显微镜、细菌均有零散记载,细菌由此渐入国人视野。从鸦片战争到甲午中日战争之间,沿海地区的报刊、杂志等知识传播媒介和翻译馆、医学院校、书院等知识传授机构是细菌学知识的主要引介载体。1894年广东和香港发生的鼠疫检验了时人的防疫手段和观念。虽然鼠疫杆菌的发现消解了鼠疫的神秘感,但是在当时有限的医疗条件下,中西医未能有效控制疫情和病情,这反映出细菌学说形成初期尚未能影响当时的医疗技术。清末十年,教会创办的医学院校和留日学生对细菌学说译介所做出了巨大贡献,此时国人对细菌学知识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复合。1910-1911年的东北鼠疫让东北成为了当时国际医学专家的实验场,东北鼠疫的防治与肺鼠疫杆菌的发现均具有国际性。瘟疫除了带给普通民众死亡的恐惧感之外,还带动了细菌学知识的传播和推广。新文化运动期间,人们对细菌学的认识已经从腺鼠疫杆菌、肺鼠疫杆等菌种扩大到对细菌的性质、分类、培养、作用等知识的系统把握,并呈现出由专业知识走向工农生产和日常生活的趋势。1917—1918年华北地区暴发了严重的腺鼠疫,虽然有东北鼠疫的防疫经验可资借鉴,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导致防疫工作窒碍难行。1919年中央防疫处正式成立,它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完整建制、系统运作的中央级卫生防疫机构。从组织结构上来看,中央防疫处从最初的“一处三科”演变为“一处二室三科”。虽然它在1919年全国性霍乱中仅能维持京畿一带的防疫工作,但是随着人事和职能的日益完善,其影响渐及全国。总之,清末民初细菌学的引介历经晚清政府、民初北洋军阀集团、南京国民政府等不同历史时期,其大体随清末民初历次重大疫情不断变动,与当时的国家与社会变迁亦有内在关联,在近代中国经历了从知识引介到制度构建的“在地化”过程,在中国大地上画出一张从通商口岸到东北三省,从东北三省到晋绥直隶,从晋绥直隶再到全国各地的文化版图。
邹丽琴[7](2013)在《中国八年制医学教育培养模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八年制医学教育是我国现行的医学精英教育。自2004年扩招试办以来,在加速推进高层次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八年制医学教育是我国医学教育的新生事物,仍处于摸索阶段。目前,开展八年制医学教育的院校都在进行优化教育质量的科学研究和教育实践,不过由于缺乏相对统一的标准,培养理念和目标定位存在巨大差异,现行八年制医学教育培养模式复杂多样,八年制医学教育模式和培养质量颇受争议。所以,厘清八年制医学教育的本质,发现我国八年制医学教育的缺陷和不足,构建我国八年制医学教育培养模式,对于培养符合社会和科学发展需要的医学人才,既有理论指导意义又有现实应用价值。本研究以医学教育培养模式的关键要素为核心,综合运用文献分析、历史研究、案例研究、比较研究、调查研究等方法,提出构建我国八年制医学教育培养模式的整体构想。全文共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导论,主要介绍了本课题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与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相关概念界定、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本部分在综述当前我国八年制医学教育的成功经验、存在问题及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指出了改革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界定了模式、培养模式、学制与高等医学教育学制、学位与医学学位、八年制医学教育培养模式等相关概念;确定了课题研究的关键环节、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第二部分通过对我国八年制医学教育培养模式改革研究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因素的探讨,提出构建我国八年制医学教育培养模式的基本原则。人本主义教育理论、终身教育理论、科学教育理论、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等教育学理论的核心理念奠定了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当代医学科技发展、医学自身发展特征规律和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对高层次临床医学人才的知识能力素质要求对本研究提出现实要求;基于理论基础和现实要求,本研究指出中国八年制医学教育培养模式的构建需要遵循国际化和本土化相结合、整体性与特殊性相结合、发展性和现实性相结合的设计原则。。第三部分采用案例研究方法探究了我国八年制医学教育培养模式改革发展历程与现状,总结我国八年制医学教育发展特征,甄别存在的优势和不足,为重构我国八年制医学教育培养模式找到切入点。本部分收集和分析了到目前为止获教育部批准开办八年制医学教育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北大医学部等13所院校的教学大纲等相关教学文件,研究发现各个院校的培养目标、招生入学录取标准、医学前教育时间、临床能力培养标准、科研能力培养要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差异很大,且存在各种问题。第四部分采用案例研究方法研究美国八年制医学教育培养模式的发展历程与现状,梳理归纳美国医学名校医学教育和八年制教育的经验教训,为重构我国八年制医学教育培养模式提供参考。本部分选取了哈佛大学医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和匹兹堡大学医学院4所着名医学院校作为剖析案例,深入分析了相关的教学文件,重点研究了这四所院校培养模式关键环节的详细做法和先进经验。研究发现美国医学教育体现了培养目标一致、招生入学形式多元、临床能力培养质量过硬、科研能力培养有效、学校国家考核结合保障培养质量的特征。第五部分基于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的研究工作,采用比较研究方法对比分析中美八年制医学教育培养模式关键要素,获得相关启示,并初步构建我国八年制医学教育培养模式。研究发现我国八年制医学教育培养模式的培养目标应该定位于培养高水平的临床医生;招生入学形式以二次选拔为主;医学前教育安排4年;临床能力要求达到五年制毕业水平;科研能力培养为临床能力服务;培养质量评价以执业医生资格考试为指导;毕业后教育采用“3+X”的住院医生规范化培训。第六部分采用专家访谈和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旨在验证和完善第五部分本研初步构建的我国八年制医学教育培养模式。首先,研究者深度访谈医学教育管理、医学教育、医学实践的权威专家,运用主题分析法分析访谈录音,研究结果显示:八年制医学教育培养模式的规范化迫在眉睫;八年制医学教的实质就是高质量的医学本科教育;医学前教育应该强化自然科学和人文素养;临床能力的培养可以借鉴五年制本科教育;住院医师培训时间应该适当缩短;科研能力培养重在发展科研思维;学位授予临床医学博士。然后,研究者运用问卷调查法调查了教学管理人员、八年制导师和八年制学生对于现行八年制培养模式的态度和观点,通过频数分析收集数据,调查问题中频数最高的条目有:复合型医学人才的培养目标;二次招生的入学形式;1年医学前教育;低年资主治医生的临床能力水平;临床医学博士的科研能力层次。第七部分在医学教育培养模式重构的基本原则的指导下,针对我国八年制医学教育培养模式的不足和缺陷,借鉴美国医学教育的经验教训,并在权威专家的意见和建议的指导下,基于八年制医学教育利益相关者的态度和观点,重新构建了的中国八年制医学教育培养模式,而且为教育实践者推广和应用本模型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中国民康医学杂志社,中国社工协会康复医学工作委员会[8](2012)在《关于表彰康复医疗先进个人的决定》文中研究说明根据《关于开展康复医疗先进个人评选表彰活动的通知》(中社康字【2011】第07号)、《关于举办"第八次全国医院管理高级论坛暨中国民康医学杂志创刊25周年庆典"的通知》(中社康工委字【2012】第08号)文件精神,经中国社会工作协会领导同意,中国社工协会康复医学会和中国民康医学杂志社决定在举
吴佩华[9](2011)在《中国红十字外交研究(1949-2009)》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红十字外交,就是在人道主义指引下,中国红十字会以中国政府所签署的国际人道法为依据,积极促进国际合作与友好交流,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统一安全,推动国际红十字运动健康发展,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各项活动。本文以中国红十字会融入国际社会为线索,在对1949年至2009年共60年间的中国红十字外交历程做全景式描述的基础上,分别对朝鲜战争、中印战争、越南战争和中越战争时期中国红十字外交的过程、内容以及所发挥的作用进行分析,认为中国红十字外交在战争时期可以发挥“化干戈为玉帛”的功效,并以发展中日、中美关系和加深中苏关系为例,揭示红十字外交在和平状态下促进与加深邦交的“润滑剂”作用。随后,对中国红十字会对外援助(主要是经济援助)进行考察,表明红十字援外外交是政府外交的反映,这在彰显红十字会博爱胸怀的同时,也促进和加深了中国同其他各国之间的友谊。中国红十字外交在维护和促进祖国领土主权完整统一中,积极贯彻“一个中国”原则,发挥了特殊作用,是和平统一的有力推手。此外,在分析红十字会的特殊性和对其第一届理事会的构成分析基础上,并以中国红十字会促进旅日朝侨归国为例,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红十字外交是中国推行国际统一战线政策的有效形式。总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红十字会继续高举人道主义旗帜,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开展外交工作,承担了在特殊情况、突发事件中以及政府不便出面办理的有关事宜,是中国开展民间外交的重要渠道,有利于在国际上展示新中国的良好形象,增强新中国的亲和力、吸引力和感染力,有利于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中国红十字外交属民间外交范畴,与政府外交是“有机的整体,二者相互渗透,互为补充”的关系,其地位与作用是其他民间组织所无法替代的。
区柏权[10](2011)在《传媒人转型大学教师的社会学研究 ——以香港推行通识教育需急切补充老师为例》文中认为资深传媒人经过长时间的新闻采访及编辑工作,达致管理新闻报道管理阶层及拥有社会经验、分析社会事件能力、铺排思考问题方法及文字表达技巧,都是一种经过工作历练所累积独特强项,如果这批拥有丰富经验的资深传媒人退休,就等同一个失去了钥匙的宝库,无法将他们几十年管理社会新闻的经验薪火相传,是很可惜及浪费。香港传媒行业由回归前的每年超过10%流失率,下跌至近年下足1%,反映得以进入传媒行业工作的人员,在获得工作岗位后,不选择转投其它新闻机构,有机会晋身中层或高层管理,更不会贸然中途转职,现时香港新闻界累积到的资深传媒人员,倍增于十年前,他们是否继续在原岗位管理新闻及累积经验直到退休?结论并不是这样,在今次调查问卷中发现,有43%资深传媒人说如果在新闻机构工作一段长时间后,有机会到大学任教与传媒或通识相关学科的话,他们会去参与,同时,亦有相若目的资深传媒人回答,即使不是到大学任教,只是获邀到大学任指导员,凭经验教授大学生学习传媒或通识相关课题,他们亦乐意接受这项新挑战。这批资深传人有上述打算的原因,是认为经过多年在新闻机构工作累积到的经验,是可以套用在大学内教授传媒或通识相关学科,这亦在于传媒工作的特点,是通过思考问题及追踪寻求原因,揭出社会事件的另一面,透过不同的文字图片铺排,有力及有据的分析表达技巧,让市民认识到社会事件的真正发生原因,以及后续会面对的问题。可是,大学根本没有太多这样的教席,亦不是每一个学系亦有适合资深传媒人任教的学科。香港教育局在2009学年推出新高中学制为资深传媒人带来新的机会,增加通识教育为必修科目,亦加入了学生其它学习经历的课题,这两方面均需要具有一定社会经验的人员任教,带领学生们进入一个新的学制年代,亦有机会造就资深传媒人透过这次制转变,找出更多转型到大学任教与通识科相关学科,以及资深传媒人入职出版社出通识教科书的工种。新的机会正正切合了资深传媒人有意离开该行业找寻新机会的意向,同时亦能充份利用这批资深传媒人过往在新闻工作上所累积的贵宝经验,能将他们管理新闻的技巧,分析社会问题的能力,表达及铺问题的独特能耐发挥到教学工作上,成为资深传媒人转型新的工作一个极大的诱因及基础。香港教育局虽然大力倡导推行新高中学制,加入高中通识科必修后却没有提供任何配套及支持,通识科更成为香港教育史上破天荒的没有课程、没有教材、没有考试蓝本、没有教科书及没有过去教学经验累积的‘五无’学科,中学接受这项挑战时只能响应尽力而为,老师们从来没有教授过通识科,硬着需要执教,更是四处无援,到底如何施教才能令学生适应及掌握这门‘五无’学科,即使到推行了半年通识科至今,老师们回答调查问卷时,仍然是摸不着头脑,只能每一种方法也去尝试,看看反应再加调节,但这是否最终的需要,没有老师可以肯定。想不到这次新学制的‘五无’通识科变成资深传媒人的新机会,原因是通识与社会拉上大关系,社会每一宗事件亦可以成为通识的课题,传媒工作每日管理的社会事件,关系上已跟通识的特质不谋而合,加上资深传媒人对社会问题的分析,思考问题的技巧,铺排表达社会问题的方法,也是通识所需要掌的窍门,既然通识科老师们深感这次执教通识科的无助,资深媒人又能够补充及发挥到掌握通识的效果,形成市场供求上一个新的平衡点。本论文就从这个通识科老师需要提供以传媒忧势的培训或教学,配合资深媒人能够传输管理社会问题的技巧,以一个经济学供求理论研究从传媒人到大学教师的社会学的问题,本论文研究共分为5个部分前言:传媒人转型大学教师的社会学研究第一章:香港推行通识教育的现状与问题第二章:传媒人转型大学教师的优势第三章:传媒人转型大学教师的不足第四章:推动传媒人转型大学教师的对策建议香港学生与社会距离拉远,是源于殖民香港百年的遗祸,经过连串文献研究比较后,得出一个肯定的答案,就是英国政府百年殖民管治香港,透过不同阶段的教育政策,将市民认识社会的机会减至最低,不要说推动公民教育,就连一般香港人应该知道的市民基本权利,亦不会腾出机会给当时的香港居民。九七香港回归祖国本是灌输国民教育最好的时机,但先天条件不足,后期教育政策多变,令国民教育停滞不前。港英政府在回归前为香港留下大批视英国政府为宗主的政治精英,回归后不停左右香港发展公民及国民教育,亦扰乱市民认识个人作为国民的意识,造成殖民管治结束后十年,无法加快市民认识社会,高中及大学生社会知识不足,各人大学毕业后步出社会工作,往往需要花长时间才能适应社会步伐。新高中学制就在这个背景下推行必修科,当老师的过去长期少与社会打交道,新闻亦少看,大学期间集中在所攻读的学科,沉醉在网上世界,但担任老师工作的现在需要面对教授通识科,他们的社会知识能否胜任,就成为推行通识必修科最大的问题。调查老师的问卷发现三成老师不清楚通识是教甚幺,只知通识与新闻及社会事件有最大的关系。老师们认识通识科有多少,一半回答问卷的老师们只是对通识认识一知半解。相对于老师们缺乏授通识科的信心,资深传媒人在个人经历,管理新闻技巧,处理新闻的问题铺排,以及对社会事件的分析能力,均是与时并进。资深传媒人对通识必修科的看法,比老师们来得自然及具信心,因为资深传媒人认同通识科与传媒工作存在最大的关系,通识是启发学生思维动机的科目,但学生们如何思考,如何引起讨论动机,铺排问题的过程,以及撰写结论的结构与用词,均与新闻界追踪新闻后安排版面,撰写独家故事,评论却析等工序相若,只不过是传媒人做新闻是一项工作,过识科提高学生思维的过程,与传媒工作有异典同工之妙。不单止资深传媒人认同工作经历与通识科教导学生过程相若,教育关注团体,中学校长,大学学院院长,大学副校长等,在接受论文的访谈时,均认同资深传媒人管理新闻的经验及过程,与通识启发学生思维进程非常接近,传媒人处理社会问题或事件的报道,之前的一连串过程,就与通识研讨议题时所需要做的功夫接近,无论在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提出问题,铺排解决方法,撰写分析,撰写评论及结论,这一连串的工作,与新闻界工作流程极为相近,所以若然资深传媒人能够将经验灌输到老师身上,对缺乏教授通识科信心的老师来说,必然起到促进作用,让他们有一个教导方法依据,套入社会话题后,就能发挥通识科启发学生思维的效果。长期以来通识的不受重视,但2009学年却成为新的宠儿,大学内原有通识中心或通识学科所能提供的培训,根本跟不上急促推行科必修的步伐。有近半数回答问卷的老师认为资深传媒人能够在大学教授通识或人文学科,原来老师们最认同资深传媒人处理新闻的思考方法,这相信是过识科的动机是启发学生思维,然后将思考套入社会不同问题内,找出社会问题的前因后果,同时亦反映出老师们感到教授科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提高学生们的主动思考能力,只要学生的思考动机强,他们学习其它社会议题亦无往而不利,所以选择资深传媒人大学教科时,最大的功能是促进思维发展。本论文最终能够找出几个问题及解决方法,首先是香港新高中学制必修科存在的先天及后天不足,推行时客观因素逼令执教老师们出现信心危机,没有任何指引达致启发中学生思考社会问题,而香港教育局及各所中学亦没有适切的支持,造成通识必修科变成‘零的摸索’。资深传媒人长时间管理社会新闻,在比对过他们的弱点及强项后,发现资深传媒人在思考、探索、铺排、分析、评论社会问题路技巧,正是中学生通识科所需的启发性及处理效果,香港各大学最近亦积极发展通识中心或课程,不少资深传媒人获邀任教,传输管理社会问题经验给在职老师或大学生,医治他们过去不关注社会问题的弊病,重拾对社会问题或事件的敏感度,以及有系统的思考及解决问题方法,通识老师们既有信心亦掌握教学窍门,接受过通识训练的大学生毕业后,亦能补充现时有通识教学经验老师不足的问题。
二、“新世纪急危重症论坛”将于2001年3月在北京举办(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新世纪急危重症论坛”将于2001年3月在北京举办(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的《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中国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1.3 研究对象 |
1.4 研究方法和思路 |
1.5 研究创新点及论文结构 |
2 整体中国形象系统网络构建与测量 |
2.1 关键词同现网络构建及其网络特性分析 |
2.2 网络层级分析及核心关键词节点提取 |
2.3 核心关键词节点内部网络构建及其加权聚类分析 |
3 中哈非经济关系属性聚类之中国形象分析 |
3.1 中哈首脑外交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3.1.1 不断升级的全面战略伙伴形象 |
3.1.2 值得信任、不吝支持的好朋友形象 |
3.1.3 潜力巨大、优势互补的合作伙伴形象 |
3.2 中哈边境和安全合作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3.2.1 中哈边境繁荣共建者形象 |
3.2.2 上合组织框架下哈重要安全合作伙伴形象 |
3.2.3 哈打击边境走私活动合作者形象 |
3.3 中哈人文交流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3.3.1 哈萨克斯坦文化传播的支持者形象 |
3.3.2 中哈人文交流的推动者形象 |
3.3.3 丝路复兴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形象 |
3.4 关键词节点“2017 阿斯塔纳世博会”的中国形象分析 |
3.4.1 阿斯塔纳世博会的积极参与者形象 |
3.4.2 阿斯塔纳世博会的全方位支持者形象 |
3.4.3 历史悠久、底蕴丰厚的可持续发展大国形象 |
4 经济属性聚类之中国形象分析 |
4.1 哈对华出口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4.1.1 哈对华出口贸易的积极推动者形象 |
4.1.2 哈出口贸易的重要市场形象 |
4.2 中哈交通运输合作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4.2.1 富有成效的交通运输合作伙伴形象 |
4.2.2 哈过境运输潜力释放的驱动者形象 |
4.3 中哈投资合作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4.3.1 中哈投资合作的推动者形象 |
4.3.2 带来多重利好和雪中送炭的对哈投资者形象 |
4.4 中国国内经济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4.4.1 飞速发展、迎难而上的经济强国形象 |
4.4.2 攻坚克难、施工高效的基建强国形象 |
5 游离核心关键词节点之中国形象分析 |
5.1 游离核心关键词节点“技术”的中国形象分析 |
5.1.1 自主创新、积极进取的科技强国形象 |
5.1.2 科技惠民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
5.2 灾难属性游离核心关键词节点的中国形象分析 |
5.2.1 灾害频发的国家形象 |
5.2.2 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
6 中国形象之新冠疫情涉华报道个案分析 |
6.1 中哈关系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6.1.1 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形象 |
6.1.2 哈重要经济合作伙伴形象 |
6.2 中国国内抗疫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6.2.1 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
6.2.2 医疗系统强大、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大国形象 |
7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2)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R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文献梳理与述评 |
一、文献梳理 |
二、文献述评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方法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一、研究思路 |
二、结构安排 |
第二章 研究准备: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基本认识 |
第一节 核心概念界定 |
一、对口支援 |
二、西部民族地区 |
三、府际关系 |
四、财政转移支付 |
第二节 理论资源准备 |
一、区域发展理论及其适用性 |
二、府际关系理论及其适用性 |
三、政策网络理论及其适用性 |
四、民族发展理论及其适用性 |
第三节 对对口支援的科学认识 |
一、政策地位:对口支援已是事实上的国家战略 |
二、政策价值:对口支援是中国特色的政策创新 |
三、政策本质:对口支援是地方政府间的帮扶与合作 |
四、实施结果:对口支援使中央实现对地方治理的嵌入 |
第三章 历史考察: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制度化历程 |
第一节 对口支援政策实施的历史图卷 |
一、孕育与萌芽阶段 |
二、提出与实施阶段 |
三、发展与检验阶段 |
四、完善与提高阶段 |
第二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重心的转换 |
一、重政治功能、轻经济功能 |
二、重经济功能、轻政治功能 |
三、政治、经济、社会功能并重 |
第三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意图 |
一、维护边疆稳定 |
二、培育市场经济 |
三、协调区域发展 |
四、促进民族发展 |
第四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拓展 |
一、重大工程建设 |
二、重大灾害救助 |
三、东西扶贫开发 |
第五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
第四章 制度检验: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制度体系 |
第一节 对口支援的政策文本分析 |
一、对口支援的法律依据 |
二、对口支援的行政依据 |
三、对口支援的政策配套 |
第二节 对口支援的政策主体分析 |
一、对口支援的主体结构 |
二、对口支援政策中的府际关系 |
三、对口支援政策中主体利益的实现 |
第三节 对口支援的运行机制分析 |
一、对口支援的动力机制 |
二、对口支援的工作机制 |
三、对口支援的协调机制 |
第四节 对口支援政策的功能分析 |
一、对口支援的现实功能 |
二、对口支援的根本功能 |
三、对口支援的价值功能 |
第五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具有制度的可能性 |
第五章 实践检验: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绩效 |
第一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实施状况 |
一、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工作概况 |
二、对口援疆的规模与实施过程 |
三、对口援藏的规模与实施过程 |
第二节 对口支援对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
一、政治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测量 |
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测量 |
三、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测量 |
第三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政策实施中的问题 |
一、造血功能不足:受援地自主发展能力不强 |
二、援助效率低下:资金的投入——产出比不高 |
三、制度激励不足:支援方的援助积极性不高 |
第四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是政策实践的现实需求 |
第六章 制约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绩效的因素分析 |
第一节 政策因素: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制度不完备 |
一、政策主体:没有形成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工作格局 |
二、运行机制:没有形成具有足够内驱力的政策运作机制 |
三、政策工具:没有形成一整套精细化的政策工具 |
第二节 任务设定: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任务繁杂 |
一、任务扩界:政策实践不能承受的“任务之重” |
二、任务累加:支援方政府陷入“两难的境地” |
三、任务分配:结对关系固化造成“厚此薄彼” |
四、路径依赖:对口支援使中央“责任感下降” |
五、目标分歧:利益博弈导致工作“敷衍了事” |
第三节 环境约束: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环境复杂 |
一、政治环境: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环境特殊 |
二、经济环境: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滞后 |
三、社会环境: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环境独特 |
四、国际环境:西部民族地区国际背景复杂 |
第四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是政策发展的必然选择 |
第七章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机制构建与路径优化 |
第一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基本原则 |
一、中央统筹与地方联动 |
二、规划先行与科学发展 |
三、软硬结合与突出重点 |
四、坚持互利与加强合作 |
第二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机制构建 |
一、构建合理的对口支援目标机制 |
二、构建有效的对口支援动力机制 |
三、构建严格的对口支援约束机制 |
四、构建完善的对口支援协调机制 |
第三节 新时代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路径优化 |
一、新背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 |
二、新机遇:借力“一带一路”倡议 |
三、新定位:助力“西部大开发”战略 |
四、新路径:走“现代化治理”之路 |
结语 |
一、本项研究的主要结论 |
二、本项研究的特色与创新 |
三、本项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一:有限理性假设下对口支援府际关系的动态演化 |
附录二:基于“合成控制法”对援藏、援疆工作经济性产出的测算 |
附录三:对口援藏重大项目情况 |
(3)“新中医”与近代中医知识体系的转型 ——以“海上名医”秦伯来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 |
二、学术前史 |
三、概念界定、研究方法与重难点 |
(一) 概念界定 |
(二) 研究方法 |
(三) 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
第一章 转型时代中的“新中医” |
第一节 步入转型时代的中医 |
一、确立医疗地位的西医 |
二、面临生存危机的中医 |
三、中医界的抗争运动 |
第二节 革新中医的“新中医”群体 |
一、支持中西医汇通 |
二、主张中医科学化 |
三、维护传统中医 |
第二章 “衷中参西”:秦伯未的中医观 |
第一节 秦伯未的中医之路 |
一、成医历程 |
二、职业生活 |
三、日常生活 |
第二节 秦伯未的医学主张 |
一、崇尚医籍经典 |
二、注重临床实践 |
第三节 衷中参西的中医观 |
一、整理中医,融会贯通 |
二、中西汇通,改造传统 |
第三章 培植后学:秦伯未与中医教育 |
第一节 从“医派”到“学院派” |
一、传统中医教育样貌 |
二、近代中医教育生存环境 |
三、走向学科建制的新式教育 |
第二节 秦伯未的教育实践 |
一、投身院校教育——以上海中国医学院为例 |
二、创设其他教育形式 |
第三节 秦伯未的中医教育思想 |
一、衷中参西,革新教育 |
二、躬身教育,指导后学 |
三、关注社会,重视宣传 |
第四章 中医知识传播:秦伯未与中医期刊 |
第一节 近代中医药期刊的创办 |
一、振兴中医的“期刊热” |
二、秦伯未主办的中医药期刊 |
第二节 完备期刊运营 |
一、秦伯未的期刊编辑思想 |
二、中医书局的期刊群效应 |
第三节 期刊作用下的近代中医发展 |
一、构建公共学术空间 |
二、整合中医药资源 |
三、形塑大众卫生观念 |
第五章 结群聚力:秦伯未与中医团体 |
第一节 秦伯未参与的中医团体 |
一、上海中医学会 |
二、中医指导社与中医世界社 |
三、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 |
四、上海国医公会 |
第二节 中医团体的作用 |
一、期刊互动,密切联系 |
二、保障同业,敦促学术 |
三、凝聚力量,抗争请愿 |
结语 秦伯未与近代中医知识体系转型 |
附录 |
附录一: 秦伯未大事年表 |
附录二: 秦氏着述一览 |
参考文献 |
致谢 |
(4)韩国新媒介产业发展及其动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三、研究的现状综述 |
四、研究方法 |
五、研究的创新点、难点 |
六、核心概念诠释:新媒介、新媒介产业 |
第一章 韩国互联网产业的发展 |
第一节 韩国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历程 |
一、韩国互联网科技发展的脉络 |
二、韩国互联网产业应用的径路 |
第二节 韩国电子商务的主要应用服务及特点 |
一、电子商务(EelectronicCommerce) |
二、社区化电子商务(SocialCommerce;Socialshopping) |
三、家庭电视购物 |
四、互联网视频广告 |
五、物联网 |
第三节 韩国互联网产业的管理 |
一、信息通信市场竞争促进政策 |
二、互联网学校教育的推进 |
三、对互联网有害信息的治理 |
第二章 韩国移动新媒介产业的发展 |
第一节 韩国移动通信产业的发展历程 |
一、模拟服务与移动通信的大众化(第一代:韩国从1980年至1990年段) |
二、移动通信时代的进化(1G到4G) |
三、韩国各时代移动技术的发展过程与特点 |
四、韩国移动通信市场的实态 |
五、韩国的4G创造的新环境(LTE)与向5G的到来与展望 |
第二节 韩国移动媒体的主流趋势与动向 |
一、以On-demandService(立即响应式服务)为中心的移动媒体产业 |
二、韩国新媒体在MobileOnly(移动独占)时代 |
三、移动APP市场的动向分析 |
第三节 韩国智能媒介的主要增值应用服务 |
一、智能手机 |
二、金融技术(Fintech) |
三、移动办公与智能工作(MobileOffice&SmartWork) |
四、移动云计算 |
五、移动电子商务(Mobilecommerce) |
六、移动游戏 |
七、MobileAppcessory |
第四节 移动广告产业动向分析 |
一、韩国移动广告市场的发展趋势 |
二、韩国国内移动广告运营商相关动向 |
三、韩国移动广告的类型与发展 |
四、韩国移动广告市场的展望 |
第三章 韩国数字出版产业的现状与展望 |
第一节 韩国出版产业的现状 |
一、韩国出版流通市场的现状 |
二、韩国实体书店与网上书店发展趋势 |
第二节 影响韩国出版产业的历史因素 |
一、韩国图书定价策略的标准与细节 |
二、图书定价策略对韩国出版产业的影响 |
三、韩国出版着作权法动向 |
第三节 韩国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 |
一、韩国数字出版的定义和范畴 |
二、韩国数字出版产业环境与动向 |
三、韩国数字出版研究的现状与课题 |
第四节 韩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战略 |
第四章 韩国动漫与卡通形象产业 |
第一节 韩国动漫产业发展现状 |
一、韩国动漫产业发展与动向 |
二、韩国动漫产业用户动向 |
第二节 韩国网络漫画“Webtoon”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
一、网络漫画(Webtoon)的定义和发展程序 |
二、OSMU(OneSourceMultiUse):创造出漫画之外的附加价值 |
第三节 韩国动漫市场制度政策的建议 |
一、作为韩流内容的网络漫画的地位 |
二、通过向海外市场进军克服韩国国内市场的局限 |
三、作为创造附加收入的核心内容的角色 |
四、韩国动漫产业政策目标 |
第四节 韩国卡通形象产业的现状与展望 |
一、韩国卡通形象产业发展与动向 |
二、各时期卡通形象的变迁 |
三、韩国国内卡通形象的OSMU成功事例 |
四、卡通形象产业的展望及管理战略 |
第五章 韩国数字电视产业 |
第一节 从普通电视到高清及数字电视 |
一、韩国电视发展的脉络 |
二、高清、数字电视的蓬勃兴起 |
第二节 韩国地面数字电视的转移历程 |
一、地面数字电视转移的过程 |
二、地面数字电视转移的政府推动 |
第三节 韩国广播电视与通信的融合 |
一、广播电视与通信融合的主要进程 |
二、广播通信融合动向与实践 |
三、融合的法律体系 |
第六章 韩国新媒体产业发展的动因 |
第一节 文化立国战略与新媒介产业政策的强力支持 |
一、韩国文化立国战略的出台 |
二、政府的政策与支持 |
第二节 企业对新媒介产业的敏锐创新与积极投入 |
一、虚拟现实(VR)市场的发展战略:韩国Amway引进的AI“Dreame” |
二、移动游戏市场的规模营销与攻占缝隙市场 |
三、智能机器人(智能型)产业战略 |
四、借助平昌冬奥会,抢占世界5G服务制高点 |
五、以几家大公司为龙头,形成完整的“技术创新链条”和“产业链条” |
结语 |
参考文献与书目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致谢 |
(5)近代中国红十字会公共卫生事业研究 ——以上海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四、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红十字会公共卫生事业的演进 |
第一节 红十字会公共卫生事业兴起的社会背景 |
一、近代中国的公共卫生状况 |
二、红十字会的人道主义宗旨 |
第二节 红十字会公共卫生事业的演进历程 |
一、奠基起步阶段:1904-1918 年 |
二、迅速发展阶段:1919-1936 年 |
三、砥砺前进阶段:1937-1945 年 |
四、全面拓展阶段:1946-1949 年 |
小结 |
第二章 红十字会疫病防治工作 |
第一节 红十字医疗机构 |
一、常设公立医院 |
二、临时防疫机构 |
第二节 防治行动与成效 |
一、总会于沪期间(上):沪地治疫 |
二、总会于沪期间(下):赴外救疫 |
三、总会离沪期间:沪地分会防疫 |
第三节 疫病防治中的公共性 |
一、医权共享 惠及贫民 |
二、防治兼施 以防为主 |
三、城乡渐进 由城及乡 |
四、医患共融 同御疫疠 |
小结 |
第三章 红十字会卫生教育工作 |
第一节 抗战爆发之前:宣传卫生理论知识 |
一、印发红十字卫生书籍 |
二、红十字人的卫生理论教育 |
三、《中国红十字会月刊》上的卫生“补白” |
第二节 抗战爆发之后:理论与实践共进 |
一、卫生理论宣传的继承与发展 |
二、战时上海难民卫生教育 |
三、红十字青少年卫生训练 |
小结 |
第四章 红十字会难民卫生事业 |
第一节 难民收容所环境卫生 |
一、难民云集与所内环境卫生 |
二、环境卫生机构的成立 |
三、卫生整饬行动的开展 |
四、改善效果与行动分析 |
第二节 难民疫病防治 |
一、疫病流行概况 |
二、组设疫病防治机构 |
三、预防措施及成效 |
四、救治行动及成效 |
第三节 难民饮食卫生 |
一、收容所自来水供应 |
二、改良难民膳食标准 |
三、变更标准与终止给养 |
小结 |
第五章 红十字会妇幼卫生工作 |
第一节 红十字会妇幼卫生工作的背景与筹备 |
一、妇婴卫生工作的“当务之急” |
二、妇婴卫生工作的“前车之鉴” |
三、妇女生活指导部的“名副其实” |
第二节 妇女卫生工作的开展与成果 |
一、红十字医疗机构的科学接生 |
二、红十字妇女卫生训导 |
三、工作方式及成效分析 |
第三节 红十字儿童卫生工作——以儿童营养供给为中心 |
一、设立儿童营养站 |
二、儿童健康调查 |
三、营养供给与成就 |
小结 |
第六章 红十字会公共卫生事业评析 |
第一节 红十字会公共卫生事业变迁的特点 |
一、工作主体:由“总会独揽”到“分会担当” |
二、工作开展:由“消极应战”到“主动出击” |
三、工作方式:由“单打独斗”到“社会参与” |
第二节 红十字会公共卫生事业的作用 |
一、传播国际公共卫生理念 |
二、引导中国公医制度确立 |
三、推进城市卫生工作深入 |
四、推动乡村公共卫生发展 |
第三节 红十字会公共卫生事业的困境与成因 |
一、红十字公共卫生事业的困境 |
二、红十字公共卫生事业困境的成因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科研成果 |
后记 |
(6)清末民初细菌学的引介与公共卫生防疫机制的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旨趣 |
二、研究现状 |
(一) 医疗史的兴起 |
(二) 细菌学说史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选题价值及主要内容 |
(一) 研究思路 |
(二) 选题价值 |
(三) 主要内容 |
第一章 鸦片战争前后中西医学概况与早期出洋国人的观察 |
一、鸦片战争前后西方公共卫生学 |
二、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医学 |
(一) 温病学说的形塑和发展 |
(二) 医事制度、医学教育与分科 |
三、如蝎如蟹:使西日记中的观察 |
四、小结 |
第二章 甲午战争前后细菌概念的引介与通商口岸防疫的改进 |
一、19世纪中后期通商口岸传教士对细菌概念的引介 |
(一) 通商口岸医学传教士对细菌概念的译介 |
(二) 通商口岸非医学传教士对卫生知识的译介 |
二、避疫·检疫·治疫:1894年香港鼠疫与鼠疫杆菌 |
(一) 1894年香港鼠疫与港口检疫的推行 |
(二) “气”与“细菌”:中西医抗击鼠疫的不同方法 |
三、小结 |
第三章 清末新政时期细菌学知识的传授与东北鼠疫的防疫实践 |
一、清末教会医学院校对细菌学的传授和留学生的译介 |
(一) 教会医学校的细菌学教育 |
(二) 留学生对细菌学的译介——以留日学生为中心 |
二、细菌学与宣统鼠疫期间东北的卫生防疫 |
(一) 鼠疫、报刊与知识:《盛京时报》中的细菌学 |
(二) 《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议报告》中的细菌学 |
三、小结 |
第四章 新文化运动时期细菌学知识的推广与晋绥鼠疫的防控 |
一、新文化运动时期细菌知识的推广 |
(一) 细菌学专业知识的译介 |
(二) 细菌学知识与生产、生活之关系 |
二、1917-1918年鼠疫的防治与新文化运动时期防疫观 |
(一) 1917-1918年鼠疫防控与交通遮断 |
(二) 清洁与消毒:以《大公报》为中心 |
三、小结 |
第五章 中央防疫处的设置与细菌学知识传播和实践的一体化 |
一、中央防疫处的设立及沿革 |
二、中央防疫处防治传染病与细菌学知识的应用 |
(一) 上海与京畿:1919年霍乱防治的两个面相 |
(二) 预防传染病与接种疫苗 |
三、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硕士) |
致谢 |
(7)中国八年制医学教育培养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缩略语表 |
Abstract |
摘要 |
第一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目的与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1.4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1.5 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 |
第二章 中国八年制医学教育培养模式构建的理论探讨 |
2.1 影响中国八年制医学教育培养模式变革的理论依据研究 |
2.2 影响中国八年制医学教育培养模式变革的现实因素研究 |
2.3 中国八年制医学教育培养模式构建研究的基本原则 |
第三章 中国八年制医学教育培养模式改革发展历程与现状分析 |
3.1 中国八年制医学教育培养模式的发展历程分析 |
3.2 中国八年制医学教育培养模式的案例分析及现状特征研究 |
3.3 中国八年制医学教育培养模式的优势与不足 |
第四章 美国八年制医学教育培养模式改革发展历程与现状研究 |
4.1 美国八年制医学教育培养模式的发展历程分析 |
4.2 美国八年制医学教育培养模式的现状研究 |
4.3 美国八年制医学教育培养模式的案例分析及特征研究 |
第五章 中美八年制医学教育培养模式环节要素的比较研究与启示 |
5.1 培养目标的比较研究与启示 |
5.2 招生入学的比较研究与启示 |
5.3 医学前教育安排的比较研究与启示 |
5.4 培养阶段划分的比较研究与启示 |
5.5 临床能力培养的比较研究与启示 |
5.6 科研能力培养的比较研究与启示 |
5.7 质量评价的比较研究与启示 |
5.8 毕业后教育的比较研究与启示 |
5.9 我国八年制医学教育培养模式的初步构建 |
第六章 中国八年制医学教育培养模式调查研究 |
6.1 专家深度访谈研究 |
6.2 问卷调查研究 |
6.3 小结与讨论 |
第七章 中国八年制医学教育培养模式的确立 |
7.1 八年制医学教育的培养目标 |
7.2 八年制医学教育的入学形式 |
7.3 八年制医学教育的培养方式 |
7.4 八年制医学教育的质量评价 |
7.5 八年制医学教育的毕业后教育 |
7.6 推行本研究构建的中国八年制医学教育培养模式的对策建议 |
全文总结 |
参考文献 |
文献综述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与参加科学研究情况 |
致谢 |
(9)中国红十字外交研究(1949-2009)(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研究方法 |
四、基本架构 |
五、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中国红十字外交的历程 |
第一节 重返国际舞台 |
一、基础·前提·任务 |
二、恢复巩固在国际红十字组织中的合法席位 |
三、“新中国外交的一个窗口” |
四、宣扬中国和平外交的一个渠道 |
第二节 迈向国际舞台 |
一、迈向国际舞台的必然性 |
二、支持各国反对霸权主义 |
三、“广交朋友” |
四、国际红十字运动中“大而有影响”的成员 |
第三节 融入国际社会 |
一、融入国际社会的必然性 |
二、率先适应国际格局的转换 |
三、备灾·艾滋病预防与控制·妇女论坛 |
四、推动国际红十字运动深入健康发展 |
第二章 战争时期的红十字外交:“化干戈为玉帛” |
第一节 朝鲜战争与中国红十字外交 |
一、揭露并积极制止美国侵略朝鲜 |
二、配合肃清美国在华的影响 |
三、派遣红十字国际医防服务队 |
四、努力促使战俘问题的合理解决 |
五、“推开铁幕的手” |
第二节 中印战争与中国红十字外交 |
一、协助遣返印军战俘 |
二、主动送还印军阵亡将士的尸骨 |
三、“团结与友谊的使者” |
第三节 越南战争与中国红十字外交 |
一、越战与中国红十字外交的转向 |
二、红十字外交的主要方式与内容 |
三、“国家利益的现实选择” |
第四节 中越战争与中国红十字外交 |
一、遣返战俘以推动中越关系的发展 |
二、协助政府安置印支难民 |
三、促进和平稳定的重要因素 |
第三章 和平状态下的红十字外交:国家间关系的“润滑剂” |
第一节 夯实中日友好关系的基础 |
一、协助日侨归国 |
二、李德全会长首次访日 |
三、协助获得宽赦的日本战犯回国 |
第二节 中美关系正常化与中国红十字外交 |
一、助推中美大使级会谈顺利进行 |
二、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的“试剂” |
三、桥梁与动力:红十字外交在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中的意义及影响 |
第三节 中苏友好关系的深化与中国红十字外交 |
一、国际社会中的“亲兄弟” |
二、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 |
三、深化中苏友谊的纽带 |
第四章 红十字援外外交:友谊与博爱的见证 |
第一节 援外是外交的有机组成部分 |
一、援外能反映其外交 |
二、对外援助的多角度透视 |
第二节 和平与友谊的的见证 |
一、拓展加深与非洲的友谊——以援助非洲为例 |
二、展示大国形象——以援助印度洋大海啸为例 |
第五章 祖国统一中的红十字外交:和平统一的有力推手 |
第一节 维护“统一”原则的斗争 |
一、“初战告捷” |
二、“一个中国”原则得到认可 |
三、挫败台湾红十字会欲合法化的图谋 |
四、维护统一原则的其他方面 |
第二节 在香港澳门顺利回归中的特殊作用 |
一、力促香港红十字会顺利回归 |
二、接纳澳门红十字会 |
余论:国际统一战线的有效形式 |
一、中国红十字外交是国际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 |
二、统战的意向:以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届理事会的构成为例 |
三、统战的实效:以促进旅日朝侨问题的合理解决为例 |
附录1 中国红十字会对外援(捐)助统计表 |
附录2 中国红十字外交大事记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文章 |
后记 |
(10)传媒人转型大学教师的社会学研究 ——以香港推行通识教育需急切补充老师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Abstract 引言 |
一、选题原因及研究目的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三、相关概念的界定 |
(一) 传媒人是甚幺 |
(二) 大学教师指甚幺 |
(三) 通识教育指甚幺 |
四、本文的研究方法 |
(一) 针对现职传媒人发出问卷 |
(二) 抽取七年资历以上响应者再分析 |
(三) 中学老师问卷揭示出教通识的问题 |
(四) 访谈转任大学老师讲克服问题及发挥 第一章 香港推行通识教育的背景与困难 |
一、香港通识教育受制于历史缺陷的背景 |
(一) 百年殖民统治规限师生认识社会 |
(二) 有限度民主解放的假像 |
(三) 各级议会逐步开放 只纾怨气不提通识 |
(四) 突然加快的民主催生怪胎通识教育 |
(五) 回归后错失机会 通识教育无法抬头 |
二、当前开展通识教育的现实背景 |
(一) 香港需要推行通识教育的目的为何 |
(二) 推行通识教育的课程及运作 |
(三) 推行通识教育对学校及老师的要求 |
(四) 推行通识教育对学生的要求 |
(五) 通识教育的教与学评核 |
三、当前开展通识教育的困难 |
(一) 强推通识乏教育基础 教改过快 资源不足 |
(二) 推通识 乏资源 |
(三) 通识教师教材荒 |
(四) 教育政策摇摆不定 教与学难于适应 |
(五) 罔顾舆论鞭策自招困难 第二章 传媒人转型大学教通识的优势 |
一、通识元素大多源于大众传播材料 |
二、传媒人洞悉社会问题切合通识教育所需 |
三、传媒人强势思考社会问题为通识教育基础 |
四、传媒人表达社会问题技巧为通识所用 |
五、传媒人可以短时间补充通识教师的不足问题 |
(一) 教育协会邀在大学任教的传媒人开办通识培班 |
(二) 传媒人注入大学社会学院扩大发展通识教育 |
(三) 传媒行业萎缩腾出更多转型执教通识人员 |
六、传媒人教导大学生缺乏思考社会问题能力 |
七、传媒人在大学开办在职老师通识教育培训具实效 第三章 传媒人转型大学教师面对的困难与挑战 |
一、难以克服传媒人个人自豪心态 |
二、传媒人未能掌握及发挥教学独特的组织能力 |
三、传媒人不懂与学生沟通及演讲能力差 |
四、难于克服受到学术评核的心态 |
五、难於平衡傅媒工作成果快而教授通识效果慢 |
六、难以从通识教育缺乏管理下创新路向 第四章 推动传媒人转型大学教师的对策建议 |
一、短期对策……急补通识老师及信心不足的训练 |
(一) 传媒人经验编入大学课程 提升开展教学信心 |
(二) 传媒人转型大学任教并入科研工作 增组织及教学技巧 |
(三) 大学派转型任教者出席工作坊 短期增教学经验 |
(四) 大学与中学邀转型传媒人编通识课程 提升教学质素 |
二、长期对策 |
(一) 卸除传媒人转型大学任教的心理包袱 |
(二) 大学与转型的传媒人共同设计新课程提高教学信心 |
(三) 大学为转型传媒人针对性增补教学沟通技巧 |
(四) 大学提供专业教学方法供转型传媒人研习 |
(五) 大学需要有效传输转型传媒人教学组织能力 |
(六) 大学与安排转型传媒人实习 增强教学组织力及沟通技巧 |
(七) 大学提供转型传媒人出版书刊 巩固教学信心及提升地位 |
(八) 大学与转型传媒人组织通识科研队伍 创新学术路向 结论 参考文献 附录 致谢 |
四、“新世纪急危重症论坛”将于2001年3月在北京举办(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的《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中国形象研究[D]. 黄锦南. 浙江大学, 2021(08)
- [2]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D]. 李杰.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3]“新中医”与近代中医知识体系的转型 ——以“海上名医”秦伯来为中心[D]. 崔良晓.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6)
- [4]韩国新媒介产业发展及其动因研究[D]. 河娜(Ha Na). 上海大学, 2018(06)
- [5]近代中国红十字会公共卫生事业研究 ——以上海为中心[D]. 丁泽丽. 苏州大学, 2017(04)
- [6]清末民初细菌学的引介与公共卫生防疫机制的构建[D]. 姬凌辉. 华中师范大学, 2015(01)
- [7]中国八年制医学教育培养模式研究[D]. 邹丽琴. 第三军医大学, 2013(05)
- [8]关于表彰康复医疗先进个人的决定[A]. 中国民康医学杂志社,中国社工协会康复医学工作委员会. 《中国民康医学》创刊25周年庆典及表彰活动纪念文集, 2012
- [9]中国红十字外交研究(1949-2009)[D]. 吴佩华. 苏州大学, 2011(06)
- [10]传媒人转型大学教师的社会学研究 ——以香港推行通识教育需急切补充老师为例[D]. 区柏权. 华中师范大学, 2011(10)